“战俘”本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全民崇拜 “英雄一去不复还”的年代，许多当事人迫于压力都会选择性“失忆”，即使偶有提起，也是匆匆带过。 刘林生没有想到，平生第一次接触“战俘”这个词语，竟然与自己的父亲联系在一起。 今年65岁的刘林生，退休前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教。刘林生的父亲刘侵宵，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二纵队游击五团担任敌工科科长。1940年12月被俘后，被转运关押进“太原工程队”。在经历了一段非人的折磨后，刘侵宵于1941年获救出狱。 刘林生说，父亲在世时只简单地介绍过这段历史，他是在父亲去世后翻阅老人遗留的书稿和日记，才知道在太原曾有一个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间地狱”。 从1987年开始，刘林生寻访集中营幸存者。通过多年努力，找到了几十位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的自传、回忆录、口述以及他们后辈们保存收录的资料。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之际，刘林生教授编撰完成 《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并选择在事发地太原举行首发仪式。 “父辈们经历的痛苦，是一个时代国人苦难的缩影。”刘林生举着拳头，大声朗读着书中的序言：日军侵华期间，在太原建立华北地区最大的战俘集中营，“太原集中营”存在的7年间，日军共杀害了4万多名中国战俘，日本鬼子的暴行罄竹难书…… 尽管当事人大多不愿提及，但刘林生认为，这一段历史必须有人书写，不仅了却父亲一生的心愿，也是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搜寻“太原集中营” 还原历史，遗迹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尽管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刘林生没有放弃寻找“太原集中营”遗址。 根据刘林生父亲回忆，“集中营”靠近太原城东北部，是一所三进的大院，前院住十几个日籍办公人员，一小队日本兵，50多人。中院住一队伪军，70多人。后院很大，设有门岗、电网，关押被俘人员…… 在父亲口述的基础上，刘林生25年间不间断搜集资料，寻找可能遗存的痕迹。经多次走访，刘林生初步猜测太原市北大街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厂和山西省勘察设计院一带为“太原集中营”遗址。后经专家确证，山西机器厂院内西北角，现已用作仓库的两栋灰砖房，就是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的牢房。 刘林生在考证“太原集中营”遗址的过程中，还找到了几位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李树德（原名李滋）、王丕绪、肖平、张开明、李成牛。经这些幸存者介绍，在2002年8月，当年的侵华日军、如今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的负责人高桥幸喜和侗佃米藏，专程来到太原，在“太原集中营”遗址前表示忏悔和谢罪。 依据“太原集中营”中日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刘林生还原出较为完整的“太原集中营”真相，在新书中，他这样描写：在这座人间地狱，日军为训练新兵，用八路军战俘活人练刺刀；为培训日本军医，用中国战俘活体解剖；为救助日本伤病，用中国战俘超量抽血；为实施细菌战，用中国战俘试验细菌，用中国战俘训练狼狗、残害中国女战士…… 为了“以史为鉴” 据统计，“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关押战俘约50万名。如果算上日军在各地临时设立的上百个战俘收容所和留置场，关押战俘数量超过百万人。一组数据更让人触目惊心：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在日本管理的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 “‘太原集中营’是当年华北‘五大日军集中营’中最大、最早的，‘太原集中营’旧址也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实物遗迹，是惟一保留有牢房的日军集中营，具有无法复制的惟一性和罪证性。”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抗战战俘史、赴日劳工史专家何天义自1985年开始就对中国的日军集中营做研究调查，他介绍，“太原集中营”在包括北平、天津、塘沽、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多个大型集中营中是关押人数最多的。 根据刘林生书中统计，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7年间，“太原集中营”关押人数有十几万人之多，但事实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 刘林生说：“我们绝不能忘却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如今，日军“太原集中营”已成为遗迹，并且“太原工程队”旧址被辟为太原市文物单位，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得以保留。刘林生希望，太原保护好日军侵华和残害中国战俘的罪证，让这座不可再生的日军侵华罪证，成为牢记历史的纪念碑。同时，他也盼望着相关部门能将“太原集中营”早日规划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那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教育后代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保护历史遗迹 岳威：这本书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每一个太原人都感受到这片土地曾经承受的苦难，您的这本书最希望告诉读者什么？ 刘林生：历史真相。当年的日军战俘集中营“太原工程队”是日军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的 “劳工转运站”；是日军用战俘“养虱子、跳蚤”，研究细菌战的地方；是日军利用中国战俘进行“活体解剖”，为日军伤兵进行“活体供血”的地方；是日军训练新兵，用中国战俘充当活靶子，“用活人练刺杀”的地方！这段历史，每一个太原人、中国人都应当铭记。 岳威：选择在太原举行首发仪式，是不是有其他的含义？ 刘林生：的确。在日本投降后，“太原工程队”旧址先后成为晋绥军的马圈和山西机器制造公司的辅料仓库。虽然目前残存的部分只是当年的几分之一，但就这种材质和用途的建筑而言，能够留用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尤其在国内其他日军集中营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太原不仅保留着重要的遗迹，还有不少当年的幸存者，这些都是对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的最好回击。 岳威：对于目前这些遗迹的保护，您有什么建议？ 刘林生：在日军侵华罪证上，日本右翼是希望消失得越多越好。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应该行动起来，反击日本右翼的猖狂举动，在太原要做的，首先是保护好日军侵华和残害中国战俘的罪证，教育我们的后代勿忘国耻，振兴民族精神。 位于山西机器厂院内的日军集中营旧址也多次面临拆除的危险，从爱国主义和教育下一代的角度出发，我们大家要共同保护好这一遗址，让这座不可再生的日军侵华罪证，成为牢记历史的纪念碑。同时，也希望太原市相关部门将这个地方早日规划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岳威：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阅读这本书、这段历史？ 刘林生：我们绝不能忘却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一直和年轻人说一句话，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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