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 朱德走向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起点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但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一些人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也许更不会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的一纸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它更来源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无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八一南昌起义中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20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9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9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八一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亲自杀开一条血路，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通过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9月初，八一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11军25师和9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3天3夜的阻击使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2000多人。朱德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八一南昌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9军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25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24师部分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被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以异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0月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每个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八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官兵们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们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出现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75团团长张启图12月22日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75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八一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74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3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八一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八一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3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八一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也许在当时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像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八一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历史又正因为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八一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当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的时候，朱德的这个故事仍然意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