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声望的“识途老马”，反戈一击，站到了“正确革命路线”上 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资料图：四人帮被粉碎前最后集体亮相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要用他。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在1966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7年初，林彪、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勾结在一起，乘天下大乱之际，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事前，王洪文等集会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接着他们制造了沪宁路全线停车的“安亭事件”，又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使上海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1月4 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与亲信密谋。同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把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财经大乱的罪责，栽赃在上海市委和主要负责人身上，从而逐步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竭力予以支持。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热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当天晚上，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当选以后，马天水被连夜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喜从天降，令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里。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对邓小平复出心怀不满；邓小平却对其认识不足，惹下麻烦 1973年3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不满归不满，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定，他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娑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张春桥没有发火。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到上海访问，马天水接受了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 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估计不足。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在“文革”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其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要陪同菲律宾贵宾到上海访问。6月11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说：“马老吗？明天邓小平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摸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一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开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 6月12日，邓小平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 邓小平问马天水最近在抓什么，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内容是说重点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纲上来，树了几个典型等等。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邓小平问。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说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去北京开会时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只好故意装傻说不知道。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邓小平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意识到这是讲江青。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接点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说。 邓小平转了一个话题，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邓小平又问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 邓小平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马天水是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着，口里就是不表态。他含含糊糊地说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他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过去了。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975年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姚文元听罢沉吟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我早就讲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老马，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告诉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揭发邓小平“策反阴谋”，老马又立“新功”；升官在即，可惜是一枕黄粱 邓小平在各条战线上的整顿效果是显著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因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否定，是从根本上对 “文革”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1975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直送王洪文。马天水的揭发材料中说邓小平于1975年6月12日与其谈话，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还点了张春桥的名字。王洪文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并说：“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从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是一次挑拨策反。”这份记录被“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 会议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程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简报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 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呢？” 经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球的皮球，在当晚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的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邓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叫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谈话。张春桥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你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很快，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精神失常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本文摘自《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17期 作者：王勇 原题为：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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