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 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 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 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 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 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 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 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 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 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 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 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 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 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 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 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 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 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 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 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 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 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 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 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 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 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 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 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 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 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 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 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 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 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 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 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 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 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 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 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 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 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 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 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 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 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 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 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 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 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 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 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 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 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 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 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 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 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 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 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 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 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 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关键词：1972年政治铁三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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