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 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 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 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关键词：四人帮最后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 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 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 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 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 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 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 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 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 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 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 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 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关键词：四人帮最后时刻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 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7日 张春桥 “长沙告状”；
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
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
1980年12月4日 张春桥 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
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关键词：四人帮最后时刻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8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 《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 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 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 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 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 “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 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 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关键词：四人帮最后时刻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 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 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 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 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 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 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 “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 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关键词：四人帮最后时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