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明朝时期，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Ｆ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两淮盐引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任“盐政” 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20年里，“盐政”的官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1000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 1、奢侈生活影响了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的盐法被称为“纲商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然而盐引并不能随便领取，商人必须以引窝为据，证明自己拥有运销食盐特权。为了得到引窝，商人又必须事先“认窝”，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纲商引岸”制度使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除垄断经营权之外，朝廷还给盐商以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里借钱营运)。有了这样的保证，盐商可以说是坐收暴利。 但是，由于传统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盐商倾向于用赚来的钱购买土地或者捐纳官职，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此外他们会把大量的钱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费中，其中尤以居住在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据《清稗类钞》记载，黄均太是当时两淮八大商总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饭需要耗银50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是完整的，且必须粒粒分开，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外面金黄，内心雪白。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极尽精致之能事。更令人咋舌的是，据说他吃的鸡蛋是吃了人参、苍术等药物的鸡下的，所以味道特别好。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是扬州盐商奢靡之风的全面记录，吃喝玩乐就不必说了，据说盐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消遣。例如，为了比谁更有钱，大家纷纷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调脂弄粉。盐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无所事事，整日流连在茶馆和澡堂之间。 关键词：揭秘中国历史 2、合谋与矛盾 明清时期的盐法所采取的“纲商引岸”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没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所以倾向于采取“包”的形式，抓住实力雄厚之人，责成他们承包到底。也就是说，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给他们这些好处，而是利用他们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负担也很沉重。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行销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纲盐课银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有180余万两。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余万两银，是原额的好几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两淮盐区每年需要交纳的款项竟然达到800余万两之多。 朝廷为了加强对盐课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他们往往把盐商视为圈里的猪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无止无休。因此，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课，还要承受官员的额外盘剥。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确定下来，免得官员浮收。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数量如此优厚，目的就是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但是，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官吏们仍会伸出贪婪的手，雁过拔毛。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合计下来，商人暗里支出用来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如巡盐御史一职，初时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朝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离任时他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请求再留一任。 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头上虽然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欢心，用度无算。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 1000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Ｚ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 关键词：揭秘中国历史 3、近代黑社会组织的起源 “纲商引岸”制度对于百姓的食盐需求是十分不利的，以至于盐政问题成为清代最大的积弊之一。 首先，在“纲商引岸”制度下，商人各有销区，他人不得阑入。但是有些销区离盐产地很远，交通不便，行程艰险，商人运盐到岸需要耗费巨资，所以他们经常包课而不运盐，百姓便有食淡之虞。其次，盐商因在特定地区占有引窝，于是有条件任意抬高价格以剥削食盐的消费者，其价格往往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使百姓苦累无穷。第三，由于垄断的运销方式，百姓无可选择，必须食用该地区盐商所运盐斤，所以盐商常常无视民间疾苦，以次充好，他们在盐内搀和沙土，百姓买到之后还需淘洗另熬，才能食用。 “纲商引岸”制度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制度，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市场，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了私盐活动。私盐纯粹受市场控制，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强买强卖的问题，质量相对好，价格相对低，购买十分方便，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赊欠，可以用实物交换，比起官盐来有诸多便利，因此颇受百姓的欢迎。 但是，贩卖私盐毕竟是违法活动，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在清代，贩卖私盐的人被称为私枭，一个枭字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凶狠强悍。他们往往是有组织的，成群结伙可达数十至数百人之多；他们配备武器，使用刀矛甚至火枪，其势力是一般犯罪团伙所无法相比的。在私枭猖獗的地方，官兵多半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可奈何。私枭很容易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近代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即脱胎于清代的私枭清帮。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至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面对官盐严重滞销的局面和私盐活动的猖獗，朝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朝廷议准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陶澍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他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垄断被打破已成定局。 关键词：揭秘中国历史 4、清朝年间的旌德大盐商：江春 扬州地处我国南北交通枢纽，为四方财源、货物集散地。扬州的繁荣主要是盐业的繁荣。在经营盐业的商户中，以徽州商人最多，其次是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商人。徽州盐商中有一位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深得乾隆赏识、“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大盐商——江春。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旌德县江村人。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终年69岁。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江演幼年时即与其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22 岁参加乡试考举人，名落孙山后去扬州协助父亲经营盐业，父死后不久，继为总商，并由江春之侄江昉(江演次子江承玠之子)协助江春经商，直到在扬州去世前四十余年时间内，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业界。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名以旗称，故人们包括乾隆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 江春在经商生涯中，办事能力十分高强，他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支出浩繁，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江春的办事能力也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江春得到乾隆恩宠，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被乾隆召见于镇江金山行宫，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不计其数。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缺，故江春在很多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乾隆50年(1785)，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北京举行的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成为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 江春为迎接乾隆南巡，两次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皇上，乾隆游玩此园后说：“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表示十分满意并赐赋《游康山》诗：新城南界有山堂，遗迹其人道姓康。曾是驻舆忆庚子，遂教题额仿香光。重来园景皆依旧，细看碑书未异常。述古虽讹近文翰，一游精鉴不妨详。 江春除建有康山草堂外，还有江园（乾隆赐名净香园）、深庄、东园等，在清代扬州盐商中，江春是拥有园林最多的一个。由于历史的变迁，昔日这些繁华的园林，如今大都已无迹可寻，仅有的康山草堂遗址，也只有后辈人们兴建的一座亭子。 由于迎驾以及大笔巨款报效，江春富有的家产逐渐消乏，表面上繁华，内囊已十分空虚，乾隆33年（1768）发生两淮盐引案，对江春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打击，这是一次盐商Ｇ结盐务衙门官员的经济贪污大案。审讯结果，除有关官员受到惩处外，江春也被革去职衔，贪污巨款公款（白银1019万余两）着落各盐商分赔。江春虽受此打击，但乾隆仍对他信任有加，乾隆36年（1771），因江春“家产消乏”，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50年（1785），乾隆又一次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死后，到嘉庆6年（1801），嘉庆皇帝又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其运营盐业资本，乾隆和嘉庆对一介商人如此关怀备至，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绝无仅有。 江春是一位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对于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爱好，他在处理日常盐务活动后，闲暇时从事诗文创作，著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黄海游录》一卷，另有《水南花墅吟稿》等著作。他以文会友，提倡和奖励戏曲，招引戏曲人才，组建戏曲家班，与艺人为友，江春家有德音、春台两个戏班，在招待四面八方官僚文人和社会名流的酒宴上演出。江春对于发展我国地方戏曲推进戏曲事业发展上是功不可没的。凡士大夫路过扬州，多住宿于江春的康山草堂，他家中常常奇士云集，盛极一时。 江春在两淮盐业史上以及扬州地方史上，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提起的重要人物。 5、盐商为何跨不出资本经营这一步 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当代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 2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银子光景，由此也可知两淮盐商资本之雄厚了。 盐商们的商业利润，那就更为惊人。据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的估计，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两淮盐商中的“运商”（负责运销的盐商，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盐商，称为“场商”），每年平均利润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利润高达2.5亿两。相当于当时6个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关键词：揭秘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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