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终身寄托了。”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担心。”这并不只是文学的虚构。直到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在延安也相当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甚至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也以“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为新生活的标志。 关键词：当时有些革命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真正成功的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继续革命时，毛泽东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的念头，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也不能彻底打破传统禁忌。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体制，性自由也要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何舍鹅也许只是吓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肃AB团”期间，就确有领导者认定AB团“利用婚姻绝对自由的口号，实行乱交及漫无限制和恋爱”，然后把自由恋爱或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的同志，一律打顾AB团。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严格的男女关系是新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铸在中南区“文革”动员大会上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证据之一就是：“今年‘五一’节的夜晚，红场上有许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摇摆舞，男的女的一块乱来，接吻，讨价还价。破裂的就一脚踢开。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简直是发疯了。苏联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我们更是鲜明的对比，我们到处是革命的新风尚，他们是腐烂透顶，令人作呕。”陶铸当时并不在红场，但不妨碍他说得绘声绘色。 关键词：当时有些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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