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 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 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 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 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 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 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 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 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关键词：1967年毛泽东盛怒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 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 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 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 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 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 关键词：1967年毛泽东盛怒 1968年毛泽东征询对文革看法 全场鸦雀无声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 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 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关键词：1967年毛泽东盛怒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 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 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 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 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 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 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 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 禁区，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深度揭秘：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 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 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 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 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关键词：1967年毛泽东盛怒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 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 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 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键词：1967年毛泽东盛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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