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做县令，只做师爷，以致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人民网：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 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 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 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 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 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 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 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 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 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 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 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 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 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 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 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 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 一下子分清你我。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 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 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 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 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 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 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 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 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 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 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 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 “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 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 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 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 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 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 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 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 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 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 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 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 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 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 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 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 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 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 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 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 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 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 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 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 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 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 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 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 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 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 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 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 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 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 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 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 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 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 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 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 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 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 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 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 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 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 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 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 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 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 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周恩来病危时说出了毛泽东的一个惊天秘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 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 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 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周恩来向罗青长说出了一个毛泽东当年重庆脱险的惊天秘密。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 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 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到底指的是谁呢?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原来当年重庆谈判有了结果，毛泽东也准备返回延安。1945年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在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各党派、文化 界知名人士共 500多人出席。谁知就在这时，却传来一个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传出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国 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李少石不幸中弹。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他和张镇匆匆坐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而此时李少石已因流血过多不治身 亡。 当时重庆市内道路复杂，社会混乱。加上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如何保证毛泽东主席安全回到红岩村是一个非常 紧迫的问题。周恩来要求张镇，请他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立即表示：“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 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张镇说到做到确实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驻地。第二天，张镇又进一步加强了警卫工作，凡毛主席的任务活动都由张镇亲自布置警戒。10月 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梅园签字，张镇得知毛泽东第二天要飞回延安，便赶紧布置警戒，并亲自护送毛主席去机场。 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张镇在重庆谈判时立了一大功，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说：“张镇的职务是宪兵司令，按我们的政策，是 格杀勿论的特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对台工作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记住老朋友，才可能处理合适得体，对得住老朋友，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为什么周恩来不留骨灰？知情者称当时不敢说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 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解说：1976年1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六天，追悼会的前一天，全国民当时还处于失去总理的巨大悲痛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登了一篇什么文章，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通栏大标语，等了一条《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这个稿子一出来我们大家都骂，扯淡。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这稿子就是自稿，不是新华社的稿子，恰巧这天《人民日报》也登这个稿子，也登清华大学的稿子，后来就知道这是鲁瑛，《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莫艾他们共同研究的。 解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前三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保育钧：这个恶毒的用心很清楚，就想把对总理的悼念压下去，老百姓是不服，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服，纷纷议论这个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很神秘，不告诉我们。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王忠人：你堵住这个版面，有冲淡悼念周总理的气氛，叫大家注意力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解说：1月14日这天，正是悼念中恩来的活动在全国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完全漠视人们的情绪，并且很得意的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杨正泉：我们中央电台新闻报摘的工作人员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纷纷地提出来我们不能广播，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但是经过请示还是要播出，当一播出了以后，群众来电话纷纷地指责，什么狗屁文章，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教育革命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总理逝世。 解说：周恩来的去世就像琴弦的断裂，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人的神经已经绷得太久太紧，当时的氛围像极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 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而此时，中国民众情绪积聚压抑已久，急需寻找一个出口。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我们这些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总觉得中国的一棵大树倒了，总理去世了之后谁来当总理接替他，我们是关心的这事情。 解说：随着周恩来的去世，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四人帮 的势力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宣传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就那感觉，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领袖人物身上，所以周恩来苦撑危局，现在又走了，那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 子，这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上来之后，折腾了十年，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基层就觉得，周恩来苦撑危局这个局面就很容易被打破，邓小平又下去了，周总理又去世 了，那谁，叶帅他们身体不行，也是靠边站了，当时也是靠边站的。 解说：在众多的情绪中，对邓小平的期待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火山口上，作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 务实治国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闻名。在价值取向上，他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在1974、1975两年中，周、邓二人针对濒 临解体的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人们在文革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贺延光：邓小平上台以后抓住几件事，就是工业整顿、农业整顿、铁路、军队，这一整顿就是，所谓一整顿就要把文革期间这一些乱象要截住，要走上一个比较正规 的轨道，这个东西是很得人心的，当然不光是老干部，我看包括很多工人，我在工厂我都了解这个情况，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工人都是非常拥护的。 解说：但是时间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又起变化，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袁敏：迎合了人民群众普遍心中的愿望，肯定邓小平了，邓小平还能继续出来工作，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整顿，就是改革，抓生产，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你 再怎么抓革命，不生产的话，老百姓最后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大家最最迎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迎合人们，就是总理最后说的，就是骨灰不要保留，撒掉。当时看了 以后，大家都是潸然泪下的，就觉得总理一生清贫，也没有孩子，最后连骨灰都不能保留，撒掉，大家觉得这个撒掉，实际上也有对自己身后的政局的担心。 解说：总理遗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国外甚至有一百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这种局面让四人帮非常恼火，他们决定查清此事，后来被称为总理遗言案。 袁敏：他们就认为这个遗言，不可能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孩子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幕后策划者，就一定要把背后的老家伙抓出来，当时张春桥就说司机背后有首 长，儿子背后有老子，一定要把幕后的策划者抓出来，二十三岁青年工人，怎么可能写出那么模仿总理模仿得那么像，而且写了那么多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对中国的 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解说：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结局，依旧没有摆脱文革式的悲剧，四人帮依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首先逮捕了袁敏的哥哥，然后找到蛐蛐儿以及照片上的所有人，再后来全国涉案人数竟然高达四五千人。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给中国人的1976抹上了无限悲情的一笔，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众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十七年间从未平静。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评价过七十年代，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但是随着周恩来的去世，哑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突然在不久之后开口了，呐喊了，并且在天安门广场掀起了一股充满力量的浪潮。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贺延光：不满，对社会、对现实不满，对文革不满，对打倒邓小平不满。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由于大家对周总理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对小平同志有一定的期望，他就不愿意去批，比如说各单位包括社区老太太，说开批判 会，好啊，走啊，批邓小平同志的三项指示为纲去，她就笑着去批，所以这是个民意，批邓那个反击右倾翻案就开始批了，江青在会上就开始开始公开点邓小平名， 公开骂他，去年怎么压制她，就讲这些东西。 陈晓楠：如何安排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了政治博弈的手段，民间在苦苦地期待中央的表现，中央在四人帮的掌控之下，力图压制治丧规格，而我们的主人公们，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这样一线记者和编辑们，一方面承受着民众的热烈情绪，另一方面又在承受着四人帮的巨大 压力，可以说处于两难的困境。 接下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人们所有的疑问、政治博弈的结果都将在追悼会上体现，比如说邓小平会不会主持葬礼呢，毛泽东会不会亲自来到现场等等，有一系列未知的问题。 解说：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撤往人民大会堂，准备第二天的追悼会。 窦春起：有几个事情让我一直不能忘掉，一个是军乐团的同志们，他们在那儿现场演奏乐曲，后来我在那个地方听说，他们嘴都吹肿了，吹了几天，吹号的那些同 志，后来他们说是不是休息吧，咱们放录音行不行，我现场听到他们在那儿议论，他们说军乐团同志不同意，说我们不能放录音，我们一定用我们现场的声音，来完 成这个任务是非常感人的。 后来，特别是晚上，那天吊唁结束了，晚上就结束了，邓大姐来了，邓大姐来了以后要把骨灰盒抱走，把它要移到大会堂去，我看邓大姐抱着骨灰盒就往出走，因为 总理的车停在院子里，她往出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就忘不了这句话，她说我抱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大家表示感谢，深深鞠了一躬，就走下台阶上汽车了。那天应 该说在场的人大家都哭了，大家目送着邓大姐走上汽车。 解说：1976年1月15日，是周恩来追悼会进行的日子，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三十七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 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人们的回答是，悼念总理如果有罪，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上海的情形是当时人民悼念周恩来的缩影。 杨正泉：我们要求转播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的实况，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被同意，都没有被批准，姚文元的口实就是说，治丧规格是经过毛主席圈阅了 的，任何人不能够再提以外的要求，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是病成那种情况，而姚文元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来压制大家的，我们不能够不听，到后来我们坚持提出来 应该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甚至中央电视台提出来，要播出周恩来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时候的一个纪录片，这个都被扼杀了。 姚文元说再向中央提出这种要求，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解说：追悼会最终还是没有向全国直播，人民大会堂进行的追悼与民间的自发悼念不一样，这里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意味，首先是追悼会主持人的人选问题，选谁才是最合适的呢，邓小平的名字再一次涌现在人们的心里。 王忠人：在中央一层领导，大家推都推邓小平，因为他的身份是，他是代总理还是副总理，他是副总理，就是他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他又是军委的参谋长，他地位 高，中央副主席，别人不能代替，所以周总理非得有这么一个人，你规格太小不行，四人帮的意思想叫张春桥做，张春桥也是副总理，但是老帅不同意，老将不同 意。 杨正泉：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下午三点举行，我们参加追悼会在那个会的现场，三点钟到了，追悼会没有按时开始，大概推迟了将近十分钟，因为那时候不让我们转播了，我们都在现场，现场的人都在思念着一个问题，所以推迟是不是在等待着毛主席的突然到来。 因为当时陈毅副总理去世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期而至突然的出现的，这一次就想到会不会等待着毛主席到来，但是推迟了十几分钟，毛主席没有来。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解说：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解说：让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当然1976年初的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就是在此前的半个 月，他还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当时的报纸、电台都有广泛的传播，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四年前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那样，来参 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杨正泉：后来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毛主席根本就不能行动了，就不能动了，后来追悼大会开始，邓小平致悼词，大家很沉痛地一一地走到，总理的遗像和骨灰盒前鞠躬、致哀。 解说：就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几万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追悼会结束后的晚上八点，周恩来的骨灰撤走，后来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是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刘振英：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分析不一定对。他就说，身后很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以前我不敢说的，现在大家也都公开了而 且也是事实。比如说在305住院，（他）跟医务人员在那儿坐着，大家最后一张要合影照相，我没去，回来都跟我说了，说总理提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身 后，谁也别在照片上，我的这个脸上打个叉就行了。 解说：周恩来去世并没有为自己换来宁静，在他身后四人帮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孔丘之忧》挖苦悼念周恩来的民众。 王忠人：说是让旧制度的维护者、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哭天抹泪去，他敢在报纸上公开就反对周总理，反对全国人民哀悼周总理，他敢公开这么讲。 解说：针对周恩来的攻击，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停止，如今看来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政客们在非常环境下使用的非常手段。 陈晓楠：周恩来走了，但是人们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比如说周恩来留下遗嘱没有，人们都知道周恩来要求把他的骨灰撒掉，但是他临终之前只说了这么一句 话吗，似乎不太可能，后来人们就开始大胆猜测，周恩来的遗嘱肯定是被有些人封锁掉了，果不其然到了二月份，首先在杭州出现了一份总理遗言，很快这份来历不 明的遗言得到了人们极大的认可，到三月底，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一百多家国外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 那么这份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方，它是如何出台并且获得认可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将视线投向遗言最早出现的地方，杭州。 解说：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洪文 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都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总理遗言，它在一个月之内以手抄油印的方式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贺延光：因为那个时候你把邓小平给打倒了，非常失民心，失党心，总理的遗言里边又有为邓小平，肯定邓小平，为邓小平说话这个内容，那和大家就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个它就传开了。 袁敏（总理遗言案亲历者）：我看到的是等于说，我哥哥就拿回来来了，给我爸爸看，给我看，给我姐姐看，我们看了以后也是，就抄，抄了以后再给我们的同学看，再给我们朋友看，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一下的很快地传遍全国。 解说：袁敏是《江南》杂志的主编，关于三十五年前的那件总理遗言案，她见证了全部过程，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本书。 袁敏：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蛐蛐儿和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然后还有我书中写到的大耳 朵，他是农场的工人，还有阿斗，他是兵团的战士，都是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可能就比一般的民众会对政治更加关心，对祖国的那种政局和那种前途，他们可 能会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多地关注，经常这帮青年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然后议论时局，然后如果听到什么小道消息，那也是互相传达。 解说：当时的青年人最热衷的就是议论国家大事，袁敏的哥哥就有这样一帮热情似火的朋友。 袁敏：总理遗言出笼是2月5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的聚会的时候，就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 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说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 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是猜测，然后就是想。 解说：1976年2月5日，袁敏的哥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份总理遗言，朋友告诉他是这是自己在别处抄写的总理遗言，事后来看，这是总理遗言的第一次传播，袁敏的哥哥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的原创者竟然是自己的好朋友蛐蛐儿。 袁敏：蛐蛐儿的情况，他是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当中，我们就是叫他风流才子的，长得很帅，一米八几的个儿，然后很浑厚的男中音，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就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他的文才，文章写得非常漂亮。 解说：这是一份让人激动的文件，遗言内容情真意切，措辞中肯，文中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谁都没有怀疑遗言的真实性，蛐蛐儿也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看着总理遗言流传越来越广。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关键词：揭开周恩来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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