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夜，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原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连。”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23页。它历来都由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大批苏联军人乘坐装甲车和汽车分两路侵入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打死打伤多人。中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十五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射程炮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三次打退了对方的猛烈进攻。这件事震动了世界。 九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委托长期靠边站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向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中美、中苏之间会不会发生大战？二是苏美两国比较起来，谁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更大？三是对打开这种局面有什么新的设想？ 这四位老帅都是富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进行了六次讨论，由熊向晖记录并整理出向中央报告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经周恩来报送毛泽东。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还不大。”它判断：“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一）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加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二）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于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三）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报告还作出一个重要判断：“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85、186页。 当时从国际关系的全局来看，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到处伸手。而美国先是深陷于侵越的泥潭之中，后来又为侵越战争的‘后遗症'所困扰。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14页。这种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新态势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状况。苏联当局确曾有过对中国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设想，而美苏之间的矛盾超过了美中之间的矛盾。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的重视。他那时接触实际很少。在他看来，毛远新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在八月间和十月间给毛泽东两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信是通过邓小平转送的。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人。 这一点触动了毛泽东晚年最敏感的问题。他曾多次说过：这一生中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后来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他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而且“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九年了，所以他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支持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并且批评江青等人；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异常关注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毛远新的话，刘冰等的信，恰好触动他内心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所以会突然发生逆转的原因所在。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他所说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他认为刘冰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要求由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他还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在内心充满矛盾：不是要打倒邓小平，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使其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难以再唱反调；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使他“有个转弯”的机会，但邓小平却以“我是桃花源中人（指他被打倒六年，脱离运动），不了解”为词，委婉地拒绝主持作这个决议。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这样，“批邓”就从开“打招呼”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是，邓小平一年来主持的整顿工作深得人心，各地、各单位的绝大多数人对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抱着不满和应付的态度，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原来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去浙江和上海的情况下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时王洪文回到北京，邓小平在十一月十五日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工作。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可见，毛泽东此刻的心情仍陷于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而且对王洪文已经失望，不愿将权力交到他和“四人帮”手中。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后一次政治碰撞是因何事？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 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 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其实，“三项指示为纲”，何罪之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错在哪里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 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 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 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 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好一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真是一个“钢铁公司”，即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也梗直如故，刚正不阿！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 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 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得更精彩、更贴切。她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 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 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 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 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 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邓之间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在这次碰撞中，毛泽东未能如愿，失望了；邓小平没有屈服，高大了。 其实，邓小平所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接过毛泽东的话来回敬毛泽东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中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毛的话，维护了真理与正义！ 由于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的建议，冲决了毛泽东生前政治上的最后底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只“专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还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才正式发出的。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都说些什么呢？主要内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 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 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虽然没有公开点邓小平的名，但已明确提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明确提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 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里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邓小平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同志。毛泽东“打招呼”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些人，“打招呼”的目的 是要这些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后，一场由毛泽东和中央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即席卷全国！ 12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批判组和“四人帮”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抛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邓小平失势了，接近“下野”了。 中国改革的“试验”也因此中断了。 关键词：原来邓小平是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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