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MSOffice1〕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 关键词：首次披露延安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 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 性”。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 关键词：首次披露延安 看后咋舌：延安时期周末“夫妻房”是这样的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延安采访，对延安新秩序大为感叹，“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 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粮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 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延安，曾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这个曾为人所敬仰不远万里投奔而又为人所仇视欲除之后快的地方，究竟过 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 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即使有地方睡，但并不是就可“高枕无忧”了。陕北地区降水较少，水源也不丰富，洗浴几成奢侈，虱子、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 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这样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绝不 像我们这边看得这样羞辱。”但说归说，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力群，他的办法就是“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 挂，再用两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社长等职的胡绩伟，睡在窑洞里拍臭虫，拍得满手都是黄水，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 里爬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然后钻到里面。 毕竟是在战时环境，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晚上常有军事演习。按要求是20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然后集合出发，实质上多数 人都是匆忙出来，而且各自有应对窍门，或睡的时候和衣而卧，或穿双厚袜子（跑的时候不用穿鞋），背包则是“将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 走”。结果回来时常是鞋也丢了，东西也只剩下一条空毯子。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不固定的睡觉更是“雪上加 霜”。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飞机来了！”同屋的人爬起就跑，一时惊起很多人，指导员、队长纷纷跟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开始追查，才弄清是说 梦话引起的。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哭笑不得。何方清楚地记得，一次天快亮的时候飞机来 袭，晨梦中警醒的大伙儿纷纷往石头窑洞里跑。由于当时是夏天，延安又缺少衣物，很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睡，他自己只裹了一条被单，而有一个小学员在慌乱中光着 身子跑进了窑洞。由于在窑洞里躲飞机的男女学生都有，他实在不好意思就想和何方共裹一条被单。毕竟被单太小，何方说：“那怎么行！连我不也暴露了！”最后 那个小学员只好蹲在一个角落里，等别人走光了才跑回去。 在延安，还有一种特殊的“睡觉”是要交钱的。因为住房比较紧张，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团圆一 次，先申请后交费，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五毛钱”。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每逢星期六小 客栈总是客满，大家都心知肚明，“礼拜六了！” 关键词：首次披露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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