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逝世后，不少论者指出，巴金除了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外，最主要是他晚年竭力提倡“讲真话”的难能可贵。“文革”之后，巴金一直强调“讲真话”，他也身体力行，为了提醒自己和世人，不惜挖自己的疮疤，把自己在“文革”讲的违心话和做的违心事，一股脑儿倾倒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痛定思痛，用心良苦。 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的后记中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巴金这一自我反戈，是具震撼性的。正如学者陈思和指出：“巴金始终不像曹禺等人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客观上就树起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巴金的道德文章作了较全面和深刻的肯定，他表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记得当时我把巴金逝世的噩耗告诉人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金庸，请他为我主编的新一期杂志策划的“巴金特辑”写篇文章，金庸听罢连夜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我收到稿后，又把稿传真给巴金的家属。金庸在这篇以《正直醇雅，永为激励》(见《明报月刊》2005年11月号)为题的文章中，提到早年他读《家》、《春》、《秋》时觉得没有读武侠小说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金庸写道，他读了巴金的《随想录》后自忖：“如果我遇到巴金那样重大的压力，也难免写些违心之论，但后来却决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他还说，巴金在“文革”时饱受磨难，但意志坚毅，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写出了“这部掷地作金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 金庸对巴金的推许，与乎大江健三郎的评价，不谋而合。两位作家都是写了小说后，才觉得巴金的小说的巨大成就。他们都对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所作的自我解剖、批判的精神和人格力量，表示了深切的敬佩之情。可见，具有渊远文化关系的中日两位代表性作家，对巴金的评价，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关键词：巴金我们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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