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订正、文章编排等工作比较简单，难的是政治把关。领导没有具体交代，我只好自己摸索。恰好这时我从《中国农民报》上看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最初版本，发现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按照后来的观点作了文字上的重要修改。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把关，于是效仿这种做法，从李大钊原遗稿中删去自认为有损其形象的文字。例如，《新纪元》一文，在“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之前，删去“美国威总统也主张国际大同盟”。《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在讲中国工人惰性的文字中，删去“我们这些游堕成性的人”和“挪出工夫来，可以去嫖去赌，去作些人生无益有害的举动”。还删去一段肯定李石曾的话：“从前李石曾先生曾经说过，欧洲有益人类的学术文艺，都不过供政治上的牺牲罢了。仔细想来，此话甚有道理。”当时作这样的删节，自以为党性强，巧于文笔，删得不露痕迹，颇感得意，后来经历的事多了，才觉悟到自己的幼稚。 全书由我编排好之后，由丁守和定稿。完成编辑《李大钊选集》任务后，领导又安排我写了一篇介绍《李大钊选集》的文章，题为《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选集〉》。这篇文章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被选入《语文学习》小册子。1958年5月4日，领导又派我到菜市口中学作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讲演。编辑《李大钊选集》算是踏上五四运动研究的门槛，我真正跨进五四运动研究的大门，是写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文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共3集，第一集于1958年11月出版，第二集于1959年4月出版，我赶上写第三集的5篇文章。《新学生》、《北京女高师半月刊》是学生团体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新教育》是几个教育团体共同主办的刊物，《学汇》是无政府主义刊物，《学林》是改良主义者主办的综合性刊物。这些刊物内容、思想庞杂，而且留下来的刊物又多半不全，要按照领导的要求，详细介绍刊物的主要言论，分析它总的思想倾向，批判错误和反动的言论，还要对刊物的编辑出版者、出版期数、版式、创刊和终刊的年月等作出考证结论，这对于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我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和考验。好在有第一、二集的文章作参考，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和不怕苦的精神，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以平均每月1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任务。 关键词：中央编译工作人员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于195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第一、二集一样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在史学界产生好的反响。正如殷叙彝所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编译局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我认为有几点值得肯定和借鉴： 第一，抢救了一些史料。在介绍的157种刊物中，大多数是从旧书店、从民间收集来的，有的期刊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只能找到几期，如《北京女高师半月刊》只有一期，除发刊词和一个启事之外，一共只有4篇文章。公私合营时，许多旧书商将所有旧书匆匆处理，公私合营后也不再收购，如果再过几年，这些刊物就难以搜寻了。 第二，经过研究，写成介绍文章结集出版，既可以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也有利于史料的保存，万一期刊毁失，也不至于烟灭灰尽。 第三，介绍全面客观，既详细介绍刊物内容，又介绍刊物编辑者、出版期数、版式等，既提供了近现代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材料，又提供了研究刊物史、出版史的资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少不了对人物等的批判，更难免批判的偏颇，但正如殷叙彝所说：“这部书是以介绍为主，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够，观点也相当片面，但史料是实在的，加上发刊词和目录部分，不失为很实用的参考书。” 第四，开创了以史料内容介绍文章为主，附录期刊发刊词、宣言和目录等原始资料的史料书新体例，体积小、容量大，对期刊的全貌和发展变化一目了然，又便于检索，既是史料书，又是工具书。 我在写作期刊介绍文章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也从编辑《李大钊选集》随意修改作者原文中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提出“真实性是党史资料的灵魂”，坚决反对随意删改文献资料；提倡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史料为依据，客观叙述历史；创新体裁体例，尽量满足读者需要；放弃从政机会，全力从事党史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致力于史料学研究，写成《中共党史资料学概论（提纲）》。所有这些，都与我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室工作期间的学术养成有关。 关键词：中央编译工作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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