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争论和思考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反，回到原来毛主席说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批得很厉害。 作为回应，邓小平引导大家充分讨论分析“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他在这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又在多个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还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他还现身说法，“用‘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说明我出来工作”，因为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负责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叶剑英元帅建议，既然对真理标准有不同意见，那就开个理论务虚会。那时关于经济工作，国务院开了一个务虚会，效果不错。后来，年底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都已经受到批判。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这时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关键词：1978年邓小平谈话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特别提到胡耀邦的功劳。对于“两个凡是”，他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案件不管是谁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定的，只要是错的，都要纠正。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否开始居于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程中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居于领导地位。华国锋当时虽然在台上，当了党中央主席，掌握了权力，但他未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他只是按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违背了历史潮流。 事实上，华国锋在台上时，很多大主意，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已经是邓小平、陈云，还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华国锋讲民主，没有违拗占多数的、正确的意见。他个人实际上也并不左右局面。胡耀邦总结1976～1978年“两年做了十件大事”，而这十件事都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他的反对意见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一时转不过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东北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永远搞下去，基本问题解决就叫彻底解决，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这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要转移到机构及建设上来。这个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要工作重点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 我认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中，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邓小平在当时东北、天津视察的一系列谈话，被称为“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相对应。这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实行改革开放的宣言。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还是花了大力气，用了很长时间起草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程中原：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伟志提出，能否搞一个1945年那样的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邓力群回答，现在还不到时候。 接着，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做一个讲话，回答大家关心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关键词：1978年邓小平谈话 虽然当时已经批判了“两个凡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随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对干部的评价和平反，过去的历史问题如何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有个对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觉得做这个决议很难。因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很繁重，就想借着叶剑英讲话的机会，来初步回答一下。而起草叶帅这个讲话也费了很大劲。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负责，组了一个班子写了好几个月，最后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从原则上大体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三十年主要有什么成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看，有什么错误和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分清责任，不像后来“历史决议”说，有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大家觉得这个讲话不错，但是还不够，有些问题没说到位。就提出来还是要搞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个20个月的大工程，经过多次讨论。最大的范围就是4000人大讨论，中直机关、省自治区、大军区、省军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都参与进来，最后老同志40多人讨论，经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代表讨论以后才通过。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决议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程中原：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主持下做的。他提出要求：历史决议要确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党内有人提出，不要毛泽东思想，根本否定毛泽东。从国际上讲，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运用毛泽东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搞革命。斯大林被全盘否定后，许多东欧的党都分裂倒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处理得比较稳妥。既批评了共产党存在的错误，又肯定了前面取得的成绩。在肯定的基础上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把腐烂的地方去掉，也维护了党的基业。他的高明之处，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将病灶和健康部位做精确的剥离。 “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文革”的评价，最后的结论是由领导人发动，被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灾难的一场内乱。到底是内乱，还是反革命事变或动乱？这话要怎么说？关于几个阶段，关于理论如何错误，关于原因是如何，最后都是由胡乔木亲自动手写的。 决议中还提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决议”最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六个主要方面的贡献，举出了毛泽东的一些代表性著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也是一个重点。怎么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建国三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要寻找一条反映客观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道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那么这应该是怎样的道路？历史决议概括了十个要点。但这十个要点要不要写，也有争论。 胡乔木坚持要写。他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写出来大家才能有所遵循，才有信心。邓小平表示支持，于是就写了十个要点。要点中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都说到了，也把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囊括进来了。后来历次党代表大会，基本是这十个要点的框架基础上的发展和丰富。 “决议”的通过是拨乱反正全面形成的标志。历史决议做出以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邓小平后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走出了一条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关键词：1978年邓小平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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