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49年1月4日,张治中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再比如,刘晓的《出使苏联八年》中记载:1948年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和两个“中国”。 米高扬究竟是否转达过斯大林的口信,我们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和中外著作,访问了一些老同志。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能够证明米高扬转达过斯大林上述口信的根据,倒是发现不少材料证明米高扬没有转达过这样的口信。根据是: (1)1948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我党的建国方针等问题。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三大战役,蒋介石又发表求和声明,斯大林提议由他派一位能代表他的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据师哲回忆,米高扬一来就声明,他是“带着耳朵来的”,我党的意见,他将如实转告苏共,由斯大林亲自作答。还说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听取我党建国方针,没有叫他转达口信。吴冷西也有同样的回忆。 (2)1958年夏天,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长谈,以和盘托出之势倾诉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的许多错误,但始终未提到米高扬来华转达斯大林劝阻解放军不要过长江的事。1960年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中苏关系长篇报告,也没有讲此事。 (3)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担当国共内战调停人的备忘录转告毛泽东,并提出他们的复文,征求中共的意见,同时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答复,就请我们代他们拟个更妥善的复文。 斯大林草拟的复文说:“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议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停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担调停。”斯大林还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的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他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而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1月11日,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的复文迅速作了答复:“我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阐明我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 斯大林同意按中共草拟复文答复南京政府,所以米高扬来华时在国共和谈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说的了。 (4)当年陪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伊万·科瓦廖夫作为同中国领导人谈判的直接参加者,对上述情况阐释说: “1949年4月,即在渡江前夕,斯大林为了答复中国领导人的询问和我提供的情况,曾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很长的并具有重大意义的电报,电报主要是建议如何更好地建立新中国各方面的生活问题。在这封电报的第七部分里,斯大林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斯大林着重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决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已经完成了。斯大林认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害怕的是人民解放军一旦开往中国邻国的边境,必将在那里以及在蒋介石分子所占领的岛屿上造成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保住这些岛屿和亚洲,就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从封锁中国到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尤其危险的是,英美的军队有可能在已开往南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提出了几项建议,现在我根据文件的原文将这些建议引证如下:(1)不要急于和认真准备使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以便开往邻国的边境。(2)要开往南方的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中抽出两支精良的军队来,将其调往港口地区,充实那里的军队,并抢在敌军行动之前做好战地准备。(3)眼下不要裁减人民解放军。 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这并没有谈到制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攻,他只是建议如何更好地组织进攻。至于斯大林是否有其他关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攻的什么建议,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中国人后来把斯大林的上述建议错误地放到米高扬访问期间。现在很难对此作出最后的结论,这只有到把档案打开时才能知道。”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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