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报纸上经常出现林(彪)罗(荣桓)的提法。可是，“文革”开始后，林彪却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荣桓与林彪为何分开呢？ 林罗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合作 林彪与罗荣桓曾有三次较长时间的合作。第一次分两个阶段：第一段从1930年6月至1932年3月，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罗荣桓任红四军政委;第二段从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从1947年6月至1949年5月，林彪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第三次从1960年10月至1963年12月，林彪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和罗荣桓都是沉默寡言的人。林彪擅长打仗，稳重而不失灵活，是一个出其不意，擅打伏击战的军事家。但他个性很强，过于自尊，听不进别人对他的批评，别人很难与他合作共事。据萧克回忆，在红军初期，林彪同历届党代表、政委大都搞不好关系。而罗荣桓是一位善于忍让、谅解，在非原则问题上有容人度量的好的政治干部。1930年6月，罗荣桓任红四军政委。由于罗心胸开阔，在非原则问题上有容人的雅量，才有了林罗三次较长时间的合作。他们合作较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从两封电报看林罗的相处之道 应该说，从井冈山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林罗两位元帅的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处得比较好的。他们各司其职，配合得比较默契。林彪专注于作战指挥。罗荣桓则把政治工作、训练、装备、动员、后勤保障、军工生产等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他在东北野战军任政委时，曾对作战处长苏静说：“在山东将近7年，我对军事指挥已经比较熟悉，搞起来很有兴趣。但现在组织上要我给林总当副政委，我就要尽力保证他顺畅指挥。” 在1948年8月的战略决战中，林彪、罗荣桓同心协力，密切配合，领导东北野战军取得歼灭在东北的50万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罗荣桓对林彪大事不迁就、小事不纠缠的态度，其相处之道从如何对待林彪授意起草的两封电报可以看出。 第一封是关于封锁机场的 9月25日，东总得悉国民党正从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乃命令八纵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当时，锦州有两个机场。八纵领导人考虑，东北郊的金屯机场虽在八纵防地，但已数年未用。西北郊的小岭机场正在使用，但那里离七纵、九纵驻地较近，由他们封锁机场比较方便。于是发电报给东总说，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多年未用，一个正在使用，请示封锁哪一个机场。但是，八纵领导人未说明他们发电报的考虑过程。刘亚楼看到这封请示电报后十分生气地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封锁正在使用的机场。”在电报往返时间内，国民党飞机在小岭机场频繁起落，已将一个师运到锦州，增加了攻打锦州的难度。这时，林彪已经意识到命令八纵封锁机场是一个疏漏，于是改派九纵去封锁机场。林彪还以个人名义致电九纵说：“如封锁机场任务不能完成，就会造成历史罪恶，成为历史罪人。” 29日，九纵炮击小岭机场，击毁敌机5架，迫使国民党停止空运。晚7时，林彪口授以林罗刘名义致电军委：“锦州飞机场，我们从有(25)日起，即已严令八、九两纵担任封锁。但该两纵由于游击习气太重，耽误两天时间，敌每日用飞机七八十架运兵。故已把四十九军两个师运到。今晨已完全封锁机场，并击毁敌机5架。” 这封电报并没有把先派八纵，后派九纵封锁机场的过程说清楚，而是将八、九两纵一道予以指责。八纵情况已如上述，九纵并未耽误时间。至于总部的责任，电报一字未提。林彪所以不如实向军委报告事情的全过程，是怕因指挥失误受到军委的批评。这一电报把没有过错的九纵也指责了。罗荣桓在研究八纵的问题时曾说：“部队出了差错，也不能光批评下面，还应该从我们身上找找原因。敌人空运的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降，他们还来请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细一点，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但对林彪授意起草的这封电报，没有提出异议。 毛泽东30日复电：“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电报同时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八、九两纵耽误两天时间封锁机场，应予批评。” 第二封是攻打锦州时，林彪想回师打长春的请示 10月2日清晨，林罗刘乘专列由双城南下，到达郑家屯以西，列车停车并进行防空隐蔽。下午，林彪得悉国民党海运4个师到达葫芦岛。他担心攻锦部队被沈阳和葫芦岛的敌人夹击。22时，他授意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加急电报说：“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和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拖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据当时任林彪秘书的谭云鹤回忆，在起草这份电报时，车厢里只有林彪和他二人。罗荣桓和刘亚楼分别在他们自己的车厢休息。这封电报由林彪口授，他记录。林彪看过后即由警卫员送给罗、刘看。 林彪签发这一电报后，攻锦部队仍按原部署向锦州推进。东总的列车继续向西，向锦州方向前进。 10月3 日清晨，列车已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罗荣桓经反复考虑，认为应当坚持打锦州。他在同刘亚楼商量后一同去见林彪。罗荣桓建议林彪仍然执行打锦州的决定。林彪征求刘的意见。刘同意罗的建议。林彪考虑了一会儿，叫谭云鹤告诉机要处，停发那份电报。但是，电报已经在凌晨4 点多钟发出去了。 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立即给军委发电报，说明我们仍然打锦州。林彪同意，并对罗荣桓说：“是否请你执笔?”罗荣桓客气了一会，见林彪坚持让他执笔，便说：“好吧，大家凑。”接着，由罗荣桓起头，林、罗、刘三人边议边写，你一句，我一句，很快起草完了。罗荣桓最后又读了一遍。林、刘都表示同意。于是，交给秘书谭云鹤送机要处译发。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这封电报于3 日上午9 时发出，中央军委电台20时15分收到。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已是4 日凌晨1时30分了。此前，当他收到林彪那封想回头打长春的电报后，十分恼火。他担心林彪擅自行动，使封锁国民党军于东北的计划泡汤，乃于3 日连发两封电报严厉批评了林彪回师打长春的错误设想。 毛泽东发出上述两封批评电报后又过了5个小时，收到了林、罗、刘重新表示攻锦决心的电报，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4 日晨6 时发出复电，表示：“你们精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对这两封电报，罗荣桓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后者，罗荣桓坦率地向林彪表示，不同意回师打长春，劝说他坚持打锦州。这叫大事不迁就。对前者，就封锁机场问题向军委写报告，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林彪这一描述并不妥当，但罗荣桓未提异议，因为同决战中的战场指挥比较起来，向军委错误地指责九纵只是小事。不向下传达就是了，对九纵并无影响。这就叫小事不纠缠。 林罗之间的根本分歧 其实，最终造成林罗分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政治原则、立场和作风上的分歧。林讲求“得一人得天下”的个人崇拜，而罗讲求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 首先，从他们对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不同方法态度中可窥一斑。 1950年代，林彪大部分时间在养病，工作不多。他曾大量读书，他的兴趣转移到了政治方面。他所说的政治是政权以及高层领导间的关系。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一出山，就开始实施“得一人而得天下”的谋略，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打出的旗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1959年9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随后他又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是“糊涂观念”，把谭政降为副主任。他又提出学毛著要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一套。罗荣桓对他“得一人而得天下”的谋略一无所知，但认为林彪提倡的那一套把学习毛著庸俗化和教条化了，是不能迁就的大问题。当时，林彪正通过“高举”红得发紫。要就学毛著问题向他提意见，将冒很大风险。罗荣桓无所畏惧，在1961年4月30日召开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当面向林彪提出，在条例中提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不妥，应提倡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林彪当时虽然勉强接受了罗荣桓的意见，但事后又非常恼怒。 6月间的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到林彪处，正碰上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林彪汇报工作。当萧劲光说到这一年春节期间，罗荣桓到福建前线视察时，提出当前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突然吼道：“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讲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生活。这是林彪在对1960年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据此，1961年全军开展了四好连队运动。“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号召。罗瑞卿、萧劲光不明白，这些由毛泽东和林彪本人提出的号召，怎么会惹得林彪发这么大的火。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由头。林彪接下去便进入本题：“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林彪所说“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指的是1960年11月，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物资匮乏，粮食短缺，有一些农村饿死了人。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反映河南省军区一位副司令8月间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了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罗荣桓听了后心情很沉重。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罗荣桓看了这个文件后便授意总政副主任萧华以总政名义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个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林彪得知此事后十分不快。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汇报。然而，总政真的这么做了，他又说是罗荣桓“躲着”他。只想着“得一人而得天下”，对纠正农村五风毫无兴趣的林彪立即针对这份报告，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个通令(总政起草的是给中央的报告，林彪把它说成是‘通令’，已悄悄将‘不通过国防部长而发通令’的罪名安在罗荣桓头上)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11月16日，毛泽东批示萧华：“照林彪同志意见处理。”于是，总政立即通知部队，一周前传达的文件作废。这件事就此了结。 谁知半年后，林彪又把它翻腾出来，企图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 在此前后，林彪还曾对人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就是反毛泽东思想。 林罗除了在学习毛著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1960年9月，林彪曾提出“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1961年夏，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也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针对上述情况，罗提出要运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来解释领会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 在1961年9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11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在他的讲话中重新解释了“四个第一”。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而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罗对青年人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 当时，林彪还提出3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对此也作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对罗越来越不满了，终于恶狠狠地说出了文章开头说的那些话。林罗这对老搭档最终分开。 林彪自从精心设计出通过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一人而得天下”的谋略以来，他就走上了一条与全党全军分开的不归路。他要和罗荣桓分开只不过是一个前奏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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