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邓小平和叶剑英家族的历史恩怨_野史秘闻_中国军事迷网

　　叶剑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那段时间的为人和为政，一直是以“受先帝之托”的老臣自居，以辅佐“先帝接班人”为己任。相对于叶剑英，邓小平则是以“太上皇”自居，以“垂廉听政”为统治手段。有人借用古人的两句名言分别概括叶剑英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称叶剑英是“量小非君子”，而邓小平则是“无毒不丈夫”。真是恰如其人!对叶剑英其人的评价很难用几句话说清，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他叶剑英当年主动让出党内首席政治元老地位的举动，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叶剑英去世之后，外界对他无论是褒是贬，几乎没有人把他晚年的荣辱毁誉与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广东省的特区政策联系在一起。其实，若深入探究一下当时的上海之所以没有能够与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一同被列为经济特区的政治背景，就应该可以得出广东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叶剑英的结论。

　　当年的邓小平受到杨尚昆、习仲勋谏言的启发，对在广东施行一些“特殊政策”表示出浓厚兴趣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当然不是要籍此取悦或者说报答对他恩重如山的叶剑英，而是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窗囗”的地理优势。但是，在决定了在广东同时建立三个特区，并给整个广东省以相当的经济自主权之后，安排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主持该省的经济工作，无疑是邓小平与叶剑英之间的一种政治默契。

　　“南中国”：叶、邓交易的政治遗产关于叶剑英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如果每一细节都加以描述，远非一篇长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只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剑英虽然已经去世十几年，但其馀荫不但继续保护着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仍然能够对相当一批仍然在世的中共元老起一种精神上的号召作用，对广东地方的影响更不待说。毫无疑问，邓小平废除华国锋的理由是坚持“两个凡是”，不但受到党内开明派的支持，从实际效用讲确实也给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进步扫平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由此，邓小平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应该被留下一笔他应得的地位。但是，若从人品和党内囗碑角度，邓小平在党内树敌的范围绝对要比叶剑英广得多。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废除华国锋之后又连接导演了废胡、罢赵和弃杨的三次宫廷政变，使得原本忠实于他、死心踏地追随他的人个个寒心。而从福荫子孙的角度对比，邓小平肯定也是略输叶剑英一筹。邓小平的存世时间比叶剑英长了整整十年，但是，叶剑英给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留下的最实惠的遗产是将所谓“南中国”广东省实际变成了叶家天下。

　　薄一波称颂叶剑英老不糊涂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正在发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站出来讲了一句”“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在其回忆文章中还赞叹：叶剑英“一直至死，始终是‘大事不糊涂’。”一位党史界人士读过这篇文章后曾揶揄说，薄老头这是用吹捧叶剑英“老不糊涂”的办法，反讽邓小平已经“老糊涂”了。之所以如此揶揄，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八九学潮过程中，许多大学生和知识界人士均认为邓小平在“老糊涂”了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明智，仍还要垂廉听政。当时大学生的游行队伍里曾有一则标语写着“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袋不灵”。据说当时北京李锡铭、陈希同等人，专门捡出来这类的“动乱囗号”来剌激邓小平。此是题外话。

　　至于叶剑英临终时刻还具体在哪些“大事”上表现了“不糊涂”的一苗薄一波却没有直接道出。也许他叶剑英在给自己子女们留下的政治嘱托中，也体现了这所谓的“大事不糊涂”。本文前面的内容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除了一手导演了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老臣“废帝”的政治把戏，还把叶剑英的政治门生或逐出政坛、或赶到“二线”，而叶剑英那里全然没有反弹。导致当时的叶剑英如此委屈求全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应该是江泽民在评价叶剑英时所说的“顾全大局”。当初叶剑英力主邓小平重新出山，并主动表示要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给他邓小平坐时，无疑是基于对他邓小平多方面的高度信任。但邓小平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叶剑英首席政治元老位置以后的许多作为，却又令叶剑英有苦说不出。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当时的叶剑英确实也有身体方面的“力不从心”，即使他叶剑英当时的身体尚好，也没有可能做出与邓小平政治反目的事情。

　　邓小平去世后，曾有人根据他一生，特别是生平最后十几年的经历，认为他是个重亲情但不重友情的人。这话应该说有几番道理。只要对邓小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重亲情的一面。而不重友情的一面，他导演的弃胡、罢赵、倒杨的政治三部曲，以及他在倒杨之后对万里的疏远，均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临去世之前的几年，他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不过，无论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对于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在八十年代的政治辉煌，均是邓小平提携的结果。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初的政治信任，胡、赵二人直到退休都未能于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起点上再进一步，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样道理，万里在毛时代不过是副省部级干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铁道部长，算是行政上升了一级，但也是有赖于当时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的“伯乐相马”。赵紫阳接替李鹏的总书记职务后，邓小平虽然一度曾经有所考虚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国务院总理职务安排给万里担负，可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足以令他万里退位之后仍可享受一级政治元老的终身待遇。

　　前述四人中，唯杨尚昆在毛时代已经熬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层面，于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不过当时的杨尚昆在全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排名倒数第二，落在他后面的只有一个胡乔木，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里，他杨尚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党内倒数第二”跃升至八十年代实际的“正数第二”。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此公更是以“摄政王”身份，除了代“太上皇”主持日常军务，还要代表“太上皇”向“儿皇帝”和所有“党务大臣”、“政务大臣”发号施令，政治权力可谓如日中天。除了这些实际权力之外，另外还得到了一届国家主席的表面风光。

　　总之，胡耀邦、赵紫阳也好，杨尚昆、万里也好，他们当年的政治辉煌均是邓小平造就的结果。说一句没有邓小平当年的鼎力提拔、放手使用，便没有他们在八十年代各自曾有过的那段政治辉煌无论这段政治辉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或长或短，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万里四人谁都会认同。这也决定了此四人在需要作出重大政治决策的关键时刻，即使内心里的想法与邓小平的主张截然相反，也不能放开胆子抗争到底，甚至完全没有抗争。相比于胡耀邦、赵紫阳和杨尚昆三人，万里在担任过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于届满时刻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总算是‘平安降落’了”，给人以无限的政治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