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曾秘密找到李先念,并要求其向叶剑英征求意见,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是,这个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我曾在《文史参考》发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为何选他接班——华国锋:风雨人生路》,文中讲到: 9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政治局会议结束,毛泽东的丧事安排妥贴。华国锋回到中南海,只带了警卫员小叶和于秘书,轻车简行。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从医院出来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先念同志。” 9号院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于秘书由李先念的秘书徐贵宝陪着坐在外面大厅等候。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呆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此文发表后,有人对9月11日提出疑义,认为是9月21日。 9月21日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最早见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该文选收入了1977年1月李先念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汇报会上的讲话《积极抓好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文中说:“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李先念文选》明确指出:“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比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了一步。在《决议》中只是说: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将三个人并列,没有细讲三个人各自作用是什么,更没有讲是谁第一个提出要对 “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正因为决议没有讲明这一点。所以几十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真相,一直是雾中看花。 《李先念文选》编者发表了李先念的这篇文章,言犹未尽,对粉碎“四人帮”问题专门做了注释,即157条注释,其中写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欢呼与坚决支持。 该注释将华国锋和李先念会面的时间推迟了10天,由11日变成21日,将李先念与叶剑英会面的时间相应地也推迟了10天,由14日变成24日。这给历史研究造成了混乱。 但是真的假不了。2001年《李先念传》编写组专门写文章《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发表在这年《党的文献》第三期,专门做了纠正。 这篇文章复述了注释第157条的全文,然后有一段比较长的说明,对这条注释做了纠正和解释,明确提出正确的时间应该是9月11日和14日。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看到的人较少,有必要全文引用,以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文中说: 这条注释引起了读者,尤其是史学界的关注,认为这是对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具有权威性的、见诸于文字的说明,并在许多著作中作为重要根据被引用。 这条注释中讲到的“九月二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是当时根据一位秘书回忆写的(由于当时条件和赶出版时间,从事这条注释的同志没有能够进行反复核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近年来,我们在编写《李先念传》下卷的过程中,查阅研究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采访了有关当事人,并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帮助查阅了有关档案,认定注释中这两个时间不准确;正确的时间应该是9月11日和14日。主要根据如下: (一)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决策人,他十分肯定去李先念住处是9月11日。我们访问他时,他说:“先念同志文选出版后,我看到注释中说是 1976年9月21日我去找先念同志的,就觉得不对。后来有一次碰到先念同志,我说去找你是9月11日,不是21日。先念同志说那是一个秘书回忆的。” “如果说是9月21日的话,很多事情就连不起来。” 他讲了三点根据。 第一,“1976年在毛主席病重和治丧期间,我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在中南海值班。9月11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我说身体不好,以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9号先念同志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用什么方式,什么时机解决。” 第二,“9月18日,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开过后,我就回到自己住地,不住在中南海值班了。”“9月21日,叶帅下山到我住处,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所以我到先念同志处不可能是9月21日,而是9月11日。” 第三,“先念同志在两次会议上都讲过我去找他的时间问题。一次是政治局开会……先念同志讲了这件事。他说,国锋同志9月11日就找我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14日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还有一次,就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先念同志再次作了解释。他说9 月11日国锋同志就找我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我和先念同志的发言都是有案可查的。” (二)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叶剑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条注释中说的李先念去找叶剑英的时间也提出了疑义。“据叶帅办公室当事人回忆,肯定不是24日,而是更早一些。” (三)李先念生前曾多次谈到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其中谈得最详细的是1981年5月6日。李先念回忆说:“抓‘四人帮’,还是华国锋先提出来的。 1976年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国锋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指西黄城根9号)。他说,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免的……” 当时在李先念处做秘书工作的蒋冠庄回忆不起具体时间了,但他肯定华国锋到李先念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记得那几天报纸上头版刊登的都是毛主席治丧活动的报道。” 当时给李先念开车的司机于长远也认为李先念到叶剑英处是在毛泽东治丧期间。他说:“粉碎‘四人帮’前,我记得先念同志到西山叶帅家去过,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因为我和陈双文(李先念随身警卫)还戴着黑纱,我们几个人在叶帅院里等候首长时,想听歌曲,一打开车里的收音机没有,才想起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全国停止文娱活动。” (四)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他说:“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9月13日(这是他事后回忆的,当时他也不知道),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五)为了使这两个时间更准确,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帮助核对,2001年1月11日,他们正式告知我们说:“经查阅有关档案,《李先念文选》注释157条中的9月21日,应改为9月11日,即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商谈;9月24日应改为9月14日,即9月14日李先念去叶剑英住处,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叶剑英研究此事。”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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