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与酷刑：探寻切-格瓦拉的真面目

　　从共产党员到经济学家

　　取得古巴政权后，卡斯特罗庄严宣告，他和他的人民要为这个崭新的国家，创办一所同样崭新的银行，所急需的，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卡斯特罗想知道，他的同志中，是否就有他需要的人。

　　又是格瓦拉，他总是习惯第一个举手。让人难以置信，连卡斯特罗也诧异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笑了：“对不起，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这不知是事实还是传说。总之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这个昔日的医生，富于浪漫气息的革命者在一瞬间成为了国家核心管理层中的一员。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胜利后从战士成为国家管理者，这是许多革命者都必须经历的角色转换。但轮到格瓦拉身上，他虽然雄心勃勃，但其执政业绩却遭致不少非议。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却未必有恰当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所有的经济事务在他看来，似乎都能通过革命激情来弥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他固然可以身先士卒，但可惜不能要求别人也同他有一样的觉悟。人民归根到底，所要求的还是吃饭穿衣。

　　1959年在古巴市场上有5.1亿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总量就达到了10亿，几个月后更是飙升到11.8亿，而此时还有约4.7亿面值的比索即将投放。

　　格瓦拉还曾动员古巴人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学校，码头搬货，去农场种地，工厂做工。记者的胶片一次次地记录下格瓦拉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并被当作一种革命宣传而四处散发。但好景不长，随着人们热情的退却，劳动不再义务。到1964年，格瓦拉所宣传的这种义务劳动已然名存实亡。

　　古巴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度，长久以来的经济命脉都是糖业。但在格瓦拉统领古巴经济期间，他似乎完全忽略掉了这一古巴经济的先天缺陷，一味强调劳动积极性，强调革命理想。他治理经济的理念就是一种完全超脱物质层面，讲求精英效应的方式，格瓦拉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的“新人”理论，但这种新人理论超过当时古巴民众甚远，注定无法企及。

　　在格瓦拉成为工业部长以后，他更是将自己的革命经济理念发挥到极致。格瓦拉从不讨论如何进行“物质刺激”，只是一味强调“精神鼓励”的重要。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格瓦拉还在古巴推行工业体化过程，要求各种门类的工业体系都要健全，他理想中的工业古巴将能制造大型船舶、机械，还能利用榨糖的废渣造纸，为工业提供原料。格瓦拉完全忽视了古巴没有矿产，原油需要进口，没有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事实。他认为只要依靠苏联，这个他所认为的“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但苏联给予古巴的许诺，在导弹危机后也变得飘渺虚无。

　　1962年，在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米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

　　1964年，针对前两年甘蔗歉收的情况，格瓦拉定出1964年的蔗糖产量应达到550万吨，1965年应是700万吨，更提出在1970年将要达到1000万吨。工业化道路的失败，只能让古巴选择单一蔗糖经济，但结果只是古巴由美国的“糖罐”变成了苏联的“糖罐”。

　　格瓦拉未必需要对所有的这些状况负责，但从破坏者到建设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完美的人”？

　　1965年3月，切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看到未婚妻奇奇娜给他的断交信，他说：“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

　　这些或许仅仅属于私德，那种放浪不羁甚至可能让浪漫青年们着迷。但格瓦拉身上的另一些东西，或许不仅仅关乎他个人。

　　Fontova的书中一份文件记录了1961年４月，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这些人并非遭受了什么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将他们的血卖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后就存在血液银行中，然后再运到亚洲。一些受害者因体力不支被抬上刑场，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过程中就死去。

　　格瓦拉的卖血运动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就已开始， 这种行为对格瓦拉来说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种方式。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这一行为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但在此之前，这一卖血计划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和一般学者的任何注意。

　　1965年，反革命行动在古巴放慢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交易使反卡斯特罗抵抗组织沉寂下来，于是卡斯特罗政权将反革命罪行稍微放宽，变为“反社会分子”，而如“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和“流浪者、无业游民”则是由格瓦拉提出，尤其长头发的青年更是其打击目标。不仅如此，欣赏西方音乐、穿紧身裤、公开的基督教信仰等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关押这些违规人员的劳动营被称作 “帮助生产的军事单位”。而此时的格瓦拉则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喜好，带名牌手表，打高尔夫，更在一年后迷恋上了“甲壳虫”乐队。

　　格瓦拉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似乎永远都是双重标准，而他也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人。1959年1月4日，在《纽约时报》对格瓦拉的访谈中，格瓦拉就说：“我从来不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

　　与此相似，在格瓦拉任古巴工业经济要职期间，其紧缩政策使很多古巴艺术珍品游荡海外市场。其中一部分是流亡国外古巴人的财产，这些艺术品被古巴政府没收，又私下卖给了欧美的私人收藏者和部分博物馆。其中的绝大多数流落到了美国。对反美的坚定斗士格瓦拉而言，这确为一个悖论。这些艺术品的原主人几乎不可能收回自己的财产。对于他的行为，格瓦拉在1960年3月23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演讲中说：“为了征服某些东西，我们不得不从某些人手中拿走它。”而他们所拿走的，从美国商人手中换来了20亿美金。

　　这些光环后的事实，很难和人们想象中的格瓦拉连接起来，人们想象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圣哲式的人物，但现实中的他，却还是带有血色的浪漫。真实的格瓦拉和那个符号化的他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真实的格瓦拉，才是一个立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