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大江南北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路线和方略，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湘鄂赣等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首次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着名论断。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组织秋收暴动。
毛泽东在铜鼓脱险
毛泽东于1927年8月12日回到长沙，着手筹划秋收起义。8月18日、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两次举行会议，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1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安源，认真听取了各方汇报，掌握了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情况。此时恰逢浏阳农军从铜鼓派去安源做坐探的刘建中、周克明在安源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相遇，这使毛泽东对铜鼓、修水方面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环境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9月2日，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组建工农革命军，实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并拟分兵三路向长沙进攻。
9月5日，毛泽东在潘心源的陪同下赶赴铜鼓去组织秋收暴动。在途中，毛泽东被民团抓获，但凭智慧在铜鼓群众的帮助下脱险。1937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谈起了这段往事。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等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能碰到他们。
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77年10月，中共铜鼓县委访问当年被毛泽东称为“救命恩人”的陈九兴的弟弟陈祖得时，陈祖得回忆：毛泽东和我哥分手时，问我哥的名字，哥哥不肯讲，就说“我是铜鼓人”。直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第二年，派地下交通员专程到排埠询问我哥哥的下落，才知道他姓陈，名帷德，又叫陈九兴。
日头下山时，这个交通员到了坑子里问：“陈九兴在这里吧？”“是。”我哥哥答。问清情况后，来人就在我哥哥家里歇了。吃过晚饭后，来人说：“陈九兴同志你拿碗水来。”我哥哥把水拿来后，来人撬开雨伞顶，取出一张白纸，往碗里一过，纸上就显出字来了。内容是毛泽东称我哥哥为“救命恩人”，要他到井冈山去。
陈九兴哪里会知道，他当年救的人后来竟成为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如果没有陈九兴的帮助，毛泽东很难按时到达萧家祠，顺利领导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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