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命令袁世凯部署北洋军围攻武汉、南京等地，驻守汉口的革命军遭到猛烈攻击，局势严峻，这期间南方诸省纷纷宣告独立，广东军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支持武汉、南京方面的革命军队，任命姚雨平为总司令，统率八千人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向南京开进。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女子军队，她们个个戎装披挂，肩上、腰上佩戴着长短枪，身上挂着炸弹，一路上威风凛凛。围观的民众不禁感叹：“女人也出来造反了，世界变了。”
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女志士吴淑卿也向黎元洪递交投军文。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着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感叹中“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高剑父的夫人及其女儿。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
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发布征兵告示，组建“广东北伐军”，邹鲁、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女子敢死队）。消息传来，从港澳学习回到广州的徐慕兰、宋铭黄、黄扶庸、赵连城、余琼玉、许剑魂等，兴奋地报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来自香港实践女校的教员或学生，这所女校是同盟会在港的主要机关之一。
徐慕兰、宋铭黄年长，被推举为队长。徐慕兰是当时“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是其妹徐佩瑶、徐宗汉），长时间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饰投入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前夕，她同儿子李应生、李沛基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传达信息和购买、运输炸药，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毙清廷广东将军凤山。宋铭黄则利用在女子缝纫学校担任教习作掩饰，与学生们秘密印发传单及运送军火，她还与潘达微夫人陈伟庄等乔装出嫁的新娘，来往穗港之间，偷偷将军火运进城。她和“支那暗杀团”的副团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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