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80%兵员是“解放战士”(1)

    红军练兵活动的雏形——体育运动助力战备训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对各个苏区连续发动“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红军基本上没有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整训练兵活动，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靠实战锻炼部队。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此后，体育运动便成为红军进行战备训练的重要内容。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

    在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红军各部队都要举办运动会。即使在长征途中，红军也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1936年5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炉霍举行“五一”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最具特色的是根据朱德的建议临时增加了许多军事项目，如识图、测距、架桥、搭帐篷、烧牛粪、烧饭等。因为红军当时正准备过草地，这些军事项目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后，陕甘苏区和红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红军已不再是清一色的步兵，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和练兵了。

    八路军新四军军事整训——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但其军事技术和战术主要依靠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提高，“极少训练，尚不巩固”。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为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但受种种条件限制，当时不可能也不宜大量扩军，因此提出“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

    8月22日，陈毅受毛泽东、刘少奇的委托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由此，全军开展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大练兵运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季。八路军、新四军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由此逐步走向正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开展更大规模对日寇的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全军练兵与新式整军——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之基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各种战术、技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被迫中止。12月24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要求“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干部战士应本着团结与互助互学的精神，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全军各部队遵照这一指示，采取群众评议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这一方法后来发展为战前在阵地上召开“诸葛亮会”，研究敌情，研究打法，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由于部队扩编，新成分增加，特别是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提高官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和战斗积极性，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新一轮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作战形式也开始由野战向城市攻坚战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