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非党化”后：军官找不到士兵保卫首都(1)

    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其中军官130万)的苏共却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联解体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飞到莫斯科，他骄傲地在红场散步，并宣称：“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当年，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国家危急关头军队袖手旁观，最后瞬间苏联分崩离析，苏共土崩瓦解，教训深刻！

    一、苏共丢弃列宁建军原则，取消了党对军队领导的组织保证，致使危急关头军队不听指挥

    对于“无产阶级军队究竟由谁来领导”这个问题，苏共内部在苏俄红军组建前后，有过激烈、尖锐的争论。列宁及斯大林的态度和指导思想十分坚决，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地行使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1918年11月，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专门领导红军及一切武装力量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列宁既担任委员会主席，又担任党的领袖、政府首脑，从而实现了苏共对红军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同时，苏共在红军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系统，各级党组织、政治部和军队政治委员列入红军组织编制，政治部成为苏共在军队中的组织核心。在多次艰难的历史时刻，苏共坚决贯彻列宁的建军原则，克服危局，战胜了国内外各种敌人。红军初建的国内战争时期(1918年至1920年)，苏联军队在团以上部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兵团由军政指挥员共同指挥，集团军、方面军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党动员了优秀党员总数的一半到红军中去，构成了部队的基本核心，击败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卫国战争初期，面对战场上苏军严重失利的险恶形势，斯大林发布《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实行军事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在团以上部队重新实行政治委员制，苏联红军迸发出了旺盛、顽强的战斗意志，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为表现“新思维”，并树立改革形象，戈尔巴乔夫及部分苏共领导人刻意与军队保持距离。苏军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说，当集团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1985年2月15日)回到苏联境内时，“没有一名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防部的领导人来迎接我们”，“故意不重视部队撤出阿富汗这件事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失策表现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随便便就将前任的错误推到我们身上”。([俄]鲍·弗·格罗莫夫：《有限出兵——苏军第40集团军司令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驻阿苏军作战指挥组副组长利亚霍夫斯基也说：“苏联高层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参与欢迎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多年的军人归来，再次暴露了对军队的冷漠和毫不关心，军队执行了他们下达的命令，而现在他们已不再需要军队。”([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在1986年至1991年军队维护国内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当部队与分离或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发生冲突时，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政治局都采取模糊责任的方式非难指责军队。特别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维护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时任图拉106空降师师长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撤销了总政治部，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在1991年“8·19”事件中，以格拉乔夫司令为首的空降兵进入莫斯科，执行控制俄罗斯共和国办公大楼——白宫的任务，格拉乔夫阳奉阴违，以执行国防部命令为名，行支持民主及分裂势力之实，阵前调转枪口；以克格勃将军卡尔普欣为首的“阿尔法”行动小组，阵前拒绝执行克格勃总部下达的强攻白宫、抓捕叶利钦的命令；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气不适宜飞行为由，延迟输送空降兵的运输机起飞，后又引导机群错降机场，使空降兵无法在预定时间内集结，同时直接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支持他。苏共、苏联政府由此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8·19”事件后不到一周，苏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苏联大厦轰然倒下。

    二、苏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瓦解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基础，致使危急关头军队无法统一决心、统一意志

    在苏共的行政结构中，“总政治部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设的一个部，具有单独的指挥链”。依靠这种独特的组织系统和指挥链，列宁的战争观、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曾经是苏军建设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苏共统一军队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石。在卫国战争莫斯科会战的紧要关头，苏军316步兵师指导员克罗奇科夫冲向敌坦克的最后一句呐喊——“俄罗斯大地辽阔，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迅即成为从司令员朱可夫到士兵的战斗口号，凝聚起所有会战部队的战斗意志，以至于希特勒专门下达了“把在战场上抓到的苏军政治委员统统就地枪毙”的政治命令。面对1942年春夏两季灾难般的战场形势，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不准后退一步”的第227号命令，立刻统一了各级指挥员的决心和意志，使苏军在经历了斯摩棱斯克、基辅、明斯克、顿巴斯、维亚兹马等一系列战略性会战惨败后，终于顶住不倒、不散，并反败为胜。二战后，在维持雅尔塔国际格局中，苏共关于战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主张，更是苏军军事学说、军事战略和在东欧保持庞大军事力量的政治战略依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新思维”，使军队的政治思想基础被釜底抽薪。“政治新思维”，使苏共失去了在军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主导权，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苏联各种舆论媒体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攻击和对历史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一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广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赞成改革与反对改革、积极参加与消极厌恶政治活动的将校级军官之间形如冰火、严重对立。“外交和军事新思维”，使驻东欧和蒙古的“数百万军人及其家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如同溃逃一样抛家弃业，丢弃装备、靶场、机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房屋和设施撤军回国，驻扎在野外空地、帐篷或者借居在别人家中”。“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裁军与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量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和海量般的问题”，“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与苏共主动放弃军队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各种反对派、民主派加紧拉拢与扶持军中亲己势力。叶利钦专门授意和安排自己的助手尤里·斯科科夫与军方、特别是空降兵多接触、保持联系。1991年2月，叶利钦专程到图拉空降师观看演习和慰问。在听取部队急需解决困难问题的汇报后，他在队前讲话中说：“一旦我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给图拉空降团军官和士官增添五百套寓所。”午餐时，叶利钦问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状况，合法选出的俄总统遇到危险、叛乱，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是的，可以！”([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1991年3月，苏联就是否保留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国防部长亚佐夫严肃地对媒体讲：“苏联其他东西还可以分，但军队、核盾牌决不许瓜分，这是不可思议的”。“张三、李四、叶利钦都可以当总统，但国家不能变，军队是不可分裂的”，“苏联武装力量是社会团结、政治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苏共及其军队政治思想上的解体，已经彻底动摇了官兵的理想信念，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国家实体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