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 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 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 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 。 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本文摘自：《史客1202·两情》，作者：萨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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