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在年轻时代和许多青年诗人一样，“素来不热衷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那个时候，他的诗歌通常以法国诗歌为榜样，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正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言里所说：“现实永远不会让我长时间脱离一切。”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残酷事实深刻影响到米沃什的诗歌创作，使他断然放弃早期过于形式化的诗风，转而“以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人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暴露状况”（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最终在1980年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说米沃什在诗中还是以较为间接的方式去触及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被禁锢的头脑》则完全是在思辨的层面，展开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和批判。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诗人的身份和敏锐赋予这种社会观察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而这种细致则立刻为这种观察赢得更接近于真理的复杂性。但它并不讨好，因为“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易于让人辨识的标签，没有气势汹汹颇具蛊惑力的狂热，但悖论的是，所有有识之士都会一眼看出其中秘藏着珍宝，难怪书一经出版即获得加缪和雅斯贝尔斯这两位重量级作家和学者的赞赏，后者还为本书的德文版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雅斯贝尔斯准确地将《被禁锢的头脑》概括为“一个带着大问题深入事实并意识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论”，“他是作为一个深受触动的人，通过对于在恐怖中发生的事实的分析来发言的，这同样也显示出他具有追求正义、追求并非伪造的真理的精神”。 “深受触动”说明米沃什仍然是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为武器，介入对极权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按照米沃什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导引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复杂的事物，而借由对人的复杂性的剖析，我们也许可以一窥思想演变的复杂历程。自然，米沃什拥有利用这一写作路径的独特优势，那就是他本身就是那些残酷事件的亲历者，而且他和他在书中重点剖析的四位作家要么是朋友要么至少曾经很熟络，这使他可以如愿深入波兰各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并以他们为镜子反观自身。 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分别以阿尔法、贝塔、伽玛、戴尔塔代称的四位和米沃什同时代的波兰作家（他们是安德热耶夫斯基、博罗夫斯基、普特拉门特、加乌琴斯基）的剖析——通过他们的经历也通过他们的作品。相较而言，对于伽玛的刻画稍嫌脸谱化，米沃什的文字在这里稍稍失去了节制，但是他肯定会立刻为自己辩护：对于这样一位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他能做的只能是鞭挞和尖刻的嘲讽。正是这样的文化官僚构成了极权背景下的波兰文化主流，并日益败坏着文学趣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名，同时也就是在侵蚀和摧毁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换句话说，没有健康的社会气氛，真正的文学趣味和水准是无从谈起的。 阿尔法的形象就要丰满得多，这是一位追求道德纯洁性的作家，这一点也使他很自然地追求格调上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因而在二战之前出版的小说里，他就在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更为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这使他的一切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被视作作家——公民的楷模。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关心刚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个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但同时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他既憎恶德国人也不喜欢苏联。和当时许多波兰作家一样，他也对波兰当时的现状不满，他迫切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并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这样一位在人格上令人尊敬的作家，二战后转向来自东方的新信仰，的确引人深思，至少不能简单地从单一的功利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从大的方面来看，德国法西斯的野蛮奴役是主要诱因——人们在逃避一种恶时慌不择路而陷身于另一种恶。在《被禁锢的头脑》英文版序言里，米沃什写到苏联红军1945年某天下午的“莅临”：“我正站在一个农民家的门口；几颗小口径的炮弹刚在这小村庄的街道上爆裂。然后，从盖满白雪的小山中间的平地上，我看见一列人慢慢地向前推进。他们就是红军的先遣部队，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一位年轻女郎，脚上穿着毡靴，手里拿着轻机关枪。”这样的时刻总是令人难忘，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也曾在他的文章中描述过类似的情景：“我站在那里（集中营）望着无穷无尽的红军士兵，疲惫不堪的马匹，精疲力竭的人，肮脏的坦克、汽车和大炮。意识到我自由了，我控制不住地哭泣。”在那样的时刻，克里玛说得明白，苏联红军体现着善的力量，很长时间之后他才明白，与恶战斗的未必就是善。对于米沃什何尝不是如此？波兰人民被解放了，只是在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解放有个同义词——奴役。而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则可以解释像阿尔法这样的作家何以转向东方的新信仰，而且是诚心实意地。 在历数了阿尔法转向东方集团的种种表现之后，米沃什以他一贯的警醒立刻补充道：“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米沃什也有过一段和当时的波兰政府合作的经历，从1945年到1951年，米沃什曾经先后做过波兰政府驻华盛顿和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当有人问他是不是为了钱才这样做时，他的回答直率而坦诚：“我甘愿为他们服务，并不是物质上的理由，而是为了信仰。”看到信仰这个词我颇感吃惊，但很快又折服于米沃什的诚实。当然促成一些文人和当时的波兰政府合作的还包括以下几项客观条件：二战后，波兰政府为了拉拢更多观望的人，采取的政策比较温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信条还没有被提出；另一方面，作为作家和诗人，母语的环境实在太重要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放弃这些。“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这一切仍可为我所有，只要我愿意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服从。”几年之后，米沃什依然和东方集团决裂了，当米沃什说其原因实则是由各种动机促成的，其中有些动机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我们不会感到不屑，而是为他坦诚的自我剖析所打动。 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和强权妥协的程度依然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恶有关，当米沃什在驻外使馆做文化参赞时，一旦他感到弦绷得太紧，就会寄回去点足以令人相信他这个人还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当然米沃什最终和东方集团的决裂，挽救了之前的那些迫于生计做出的小小妥协，否则这些小小的妥协的裂隙就会逐渐扩大为鸿沟，最终将他完整隔绝在恶的彼岸。在米沃什看来，阿尔法的问题就是在于他的妥协正日益扩大，米沃什敏锐地发现阿尔法可以迅速利用那些苦难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流畅。继而，米沃什指责阿尔法“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赢得了党的认可”。 可是按照古希腊戏剧家的信条，人只要没死，他的命运就是难以预测的，我注意到在《阿尔法，道德家》这一章后面附录的阿尔法原型安德热耶夫斯基的简历中有这样一句话：“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56年后成为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就在《被禁锢的头脑》出版四年之后。”阿尔法又一次转向了，对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会过于吃惊，因为米沃什以诚实的笔触描绘出阿尔法战前和战时的表现时，他的最终转向几乎是必然的，而米沃什对他的批评则在这种转向中变为苛责之词。在米沃什所描绘的四个作家肖像中，阿尔法是和米沃什本人最像的，其肖像中包含着挣扎与困惑，小小的苟且和最终的英勇。没有人是完美的，但那并不是人们走向堕落的借口，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可以将有罪的人类拯救。 从米沃什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贝塔是一位杰出作家，对于贝塔的文学成就，米沃什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加以强调，“当我拿到这本诗集（贝塔的第一本诗集）并费力地翻开黏糊糊的油印封面朝里看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在和一位真正的诗人打交道。”在谈到贝塔的短篇小说时，米沃什这样评论道：“我读过许多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但没有任何一本像贝塔的这本书那样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米沃什甚至忍不住引用了好几段贝塔小说中的片段，因为这样“会比干巴巴的叙述贝塔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这是一些极端克制冷静客观的集中营生活场景的描写，米沃什准确地看到小说里表面流露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来自于贝塔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的爱”。 越是强调贝塔文学作品的冷峻和杰出，他在战后沦为政治宣传员这一事实就越是令人唏嘘。一棵政治的罂粟将他的所有文字都败坏了，可是米沃什立刻警醒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许多杰出作家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政治激情，像斯威夫特、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政治激情，由于他们希望告诉读者的某些重要寄语，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力量。”米沃什在书中对于政治因素在文学中造成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的分析稍嫌简单，但是随后对于贝塔这种转向的内在分析则更显深度：“（贝塔）强调简化，去掉一切幻想，赤裸裸地去表现一切。”最终，词汇成了斗争的口号，同时也成了行动的一种不完善的替代物。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分野，即政治和文学的分野，并且对于贝塔来说，政治最终战胜文学。可是文学并不是修辞学上的小把戏，丧失了文学对品味和复杂性观察的保证，孤绝胜出的政治也将会变得狭隘甚至于丑陋不堪。对于敏感的心灵，这样的事实粗野而低俗，贝塔在1951年的自杀说明他被刻意隐藏的敏感心灵一直在起作用，而粗野的政治粗陋的宣传文字则一直在极力扭曲这个生命，直至折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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