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泽东称与哪两位中共领导指挥了解放战争(1)

    一次激烈的争执

    任弼时素来谨言慎行，十分尊重和信服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但是，在转战陕北斗争中，他却和毛泽东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了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升起了熊熊大火和浓烈硝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3个方向向延安逼近，战火已经烧到延安的大门口。

    鉴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大举进攻，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大打人民战争。同时，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随后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而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则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前赴晋绥解放区即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进行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也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

    不言而喻，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毛泽东曾诙谐地对任弼时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管好。”任弼时一方面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狠狠地打击了胡宗南的部队。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地寻找战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则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

    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共中央机关只隔几里。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解放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总共不过30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短枪连，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党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西边有马鸿逵部，南边有刘戡、董钊部，东边濒临黄河。根据以上情况，任弼时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可以向东走。他认为西边和南边均有敌人，而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能过黄河，这样可以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可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出发的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却没想到他听到的是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了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且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作为中央支队司令员的他，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迅速思考着毛泽东的意见，还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想法：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

    毛泽东此时丝毫没有多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才能。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而且毛泽东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会很慢，向北到青阳岔，则是一条大路，敌人如果追过来，速度会很快。

    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在这次惊涛骇浪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坚定意志，和任弼时为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万一之虑，被后人广为传颂。

    一如既往的信任

    关于行军路线的这场争执，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依然十分信任任弼时，对任弼时的意见一如既往地重视。

    1947年11月，中央支队抵达米脂县杨家沟之后，任弼时因血压过高，被迫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在他走之前，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专门谈话，并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以及划分阶级的问题等。土改工作是当时关系解放战争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任弼时做，可见他对任弼时是多么的信任。

    任弼时肩负重任，无心养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带病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三十几个村子广泛调查，亲自访问农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任弼时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广泛的收集情况，任弼时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把握。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它是在12月召开的，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十二月会议”。

    会前，毛泽东起草了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上，毛泽东作了这一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在对土改情况充分准备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抱病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它对于会后中共土改路线的成熟、土改中具体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进一步规范以及引导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纠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会后，任弼时由杨家沟返回钱家河。他一方面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和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另一方面则继续利用休养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进行了演讲，详细阐明了阶级分析的标准。这是一篇关于土改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文中对中共在土改中应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以任弼时的讲话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一月决定”即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任弼时等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这个草案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