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的一天终于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由团政委宣布：上级已批下来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 宣布对我们进行处理的三类不同政策界限。我记得大意是： 一、被俘情节清楚，被俘后有一定右倾错误但能即时改正，积极参与对敌斗争表现突出者恢复军籍，保留党团籍。 二、被俘情节清楚，被俘后有严重失节行为，但能改正，并积极参加对敌斗争者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 三、被俘情节严重，被俘后虽能参加一定斗争但有严重变节行为，影响恶劣者开除军籍，开除党团籍。 团政委在大会上反复强调了要相信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要愉快接受上级对自己所做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要……他后面说些什么我已经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紧接着大家回到连里听宣布个人结论和处理决定。我们低头坐在连部大院里，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气氛既紧张又沉重。连长拿着一叠档案，指导员逐个打开宣读结论。声音干涩而呆板。我听到一个个战友们的处理大都是承认军籍，开除党籍或团籍。有几个恢复军籍的，党籍也被开除了。更有两个军籍，党籍都被开除了。我的心下沉了。忽然我听到念我的名字，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 “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我感到脑子一下胀大了，耳边反复轰鸣着：“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散会了，我跟着大家迈出院门，无目的地向田野走去，我望着阴沉的天空，心里反复叨念着：“怎么能这么对待我，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呀！” 我听见了咽呜声，我看见一个个难友弯下腰来，蹲在地头上，抱头痛哭。我的泪水也禁不住汩汩而下。我的这些抗日时期参军的战友在战场上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在战俘营里又是坚贞不屈的铁汉子，他们为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受苦受难，怎么就被党推出门外，成了被遗弃的孤儿了？ 看着他们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一个念头出现在脑子里：“你曾是大家的代表，曾经为大伙儿所受迫害跟美国鬼子的将军面对面地进行过辨论、抗议，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应该再次站出来申辨一下啊！” 我转身去到连部，连长指导员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我只站着说了句：“这么处理我们不公平啊……”就说不下去了。连长走到门口看看外面，向指导员摇摇头，指导员过来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泽石同志，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连里为你报上去的处理意见是‘恢复军籍，留党查看’，可上面没有批准。”我说：“我不只是为我自己，这样处理大家都想不通，请求组织上能重新考虑一下。”连长态度诚恳地摊开手说：“你知道我们这一级组织是无权改变结论的。” 我又去到营部找到营教导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但教导员却很不耐烦地说：“你对别人的具体情况并不很清楚，最好只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对我的结论也是夸大了缺点，缩小了成绩。”教导员说：“你结论上的话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交待材料，又不是我们随便给你定性。”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我血往上涌，忍不住说：“你在全营大会上宣布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还算不算话？” “当然算话！”营长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他不知什么时候进了营部。见我转过身来，他阴沉着脸继续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大功臣？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我张了几次嘴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脑子一片空白，我扶着桌子停了一会儿，低头撞出门去，背后传来几声耻笑，我感到脊梁骨突发一阵颤栗…… 十几年后，我们师的组织干事韩子建因为他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以其被俘问题不批准他重新入党的申请，他跑到东北军区政治部上访，要求部队给他做个证明，证明他在战俘营的突出表现，（他曾是1952年10月1日那场震惊世界的济洲岛中国战俘升起十面五星红旗并为保卫国旗伤亡200多名难友的爱国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一位政治部干事将他当年在归管处写的自我交代材料的复写件翻出来让他再看一遍，并请他根据自己的交待去自我评定能否重新入党，他读完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抱住脑袋无话可说。回去后不久就传来他的死讯。 尽管当时我们不少人已经意识到那样的结论和处理将带给我们十分艰难的岁月，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它将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后果！因此，虽然大家都委屈，痛苦，却又都接受了这种不公正处理。不少战友以“这不过是我们当儿女的遭母亲错打了一巴掌！”来自我安慰。我甚至想：“跌倒了再爬起来吧，我要重打锣鼓另开张，要继续革命，重新入党！”（本文摘自：《我的朝鲜战争》，作者：张泽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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