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慰安妇”血泪：遭日寇野兽般的蹂躏和侮辱(1)

侵华战争中在南京慰安所外面观看并等候施暴的侵华日军官兵

    战时日本当局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制订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实施，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地强征大批的各国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乃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反人类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南京，由于它是日军制造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地方，是日本侵华八年期间“上海派遣军”、“华中派遣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在日本侵华战略计划中处于极重要的地位，日本军政机关与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地区，也是中国妇女、韩国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它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一）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

    1937年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海进攻，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接着，兵分数路向南京进击，至此时，已历时近四个月。在这期间，日军各部官兵对沿途所经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担心性病在日军中流行，重演1918年到1920年日军出征俄国西伯利亚期间，因大肆强奸当地妇女所造成性病蔓延的悲剧，乃于1937年12月11日，向正在疯狂进攻南京的日军各部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时间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甚至更多。日军当局为防止性病在日军中流行，迅速着手在南京筹建慰安所：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南京；另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上海的日侨“方便屋”老板出面，到南京举办“民间慰安所”；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

    1937年12月19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特派军参谋部第二课的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为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进行联系。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已委托长中佐尽快设立妓院（慰安所）”。长勇在上海与一些日侨方便屋老板以及上海黑社会首领黄金荣等进行了联系与布置后，于12月25日回到南京，向饭沼守复命。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长中佐从上海返回。……关于妓女（慰安妇）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在进行了数天的筹划后，“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部召集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迅速获得通过。

    但日军当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由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多日大规模的、无约束、无节制的奸淫活动，不仅暴露了日军的的凶残无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已在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更是震惊：在南路兵团的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的第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应该指出，性病的根源是日军官兵。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不仅担心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为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决定加速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与实施。

    （二）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慰安所”的两条途径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建立“慰安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条途径，是日军各部队遵照日军部的指令，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日军方当局遂采取应急措施，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用公开劫掠、强迫征招或用谎言欺骗等种种方法，获得大批中国妇女。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劫掠中国妇女。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与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裆触摸一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递交的抗议日军在1937年12月14日到30日这些天中暴行的一百七十件报告中，就有多件是日军劫掠中国妇女到临时慰安所的资料。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作慰安妇。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MinnieVautrin），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John.H.D.Rabe）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出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日军更常常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做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大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10次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40次之多。这些被日军骗去的中国妇女从此就失去了自由，绝大部分再也没有走出日军的兵营。

    日军用劫掠、强行征招、谎言欺骗等方式，获得大量中国妇女后，就由各部队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一时间，这种临时“慰安所”遍布南京城内外各地。由于这类“慰安所”多存在于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期，为时不长，且多建在日军的军营里，为临时性质，因而留下的史料与遗迹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当事人的记述与回忆中，看到其中的一些情况。如日军第114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