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对中印边境战争：解放军伤亡两千四百余人(1)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炉，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这场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保卫了中国西部的边防，打击了当时国际上的反华逆流和中国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一、中印边界争议与尼赫鲁政府的扩张政策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印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根据中印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却逐渐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人们习惯上把它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从中、印、缅三国交界处至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长约600公里；中段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西藏扎达县的的6795高地，长约450公里；西段从扎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长约600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帝国主义和印度当局就唆使西藏的亲帝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印度的附庸。对此，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侵略；西藏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统一时、印度当局却仍抱着“缓冲国”的幻想不放，企图煽动西藏独立，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起缓冲作用。为此，由理查逊出面煽动西藏噶厦政府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在西藏内部，一些亲帝国主义分子也加紧了分裂活动，于1950年1月拼凑了一个非法的“亲善使团”，妄图以独立“国家”的名义，赴英、美、印、尼泊尔等四国活动，谋求国际支持。同时，还准备派一“使团”到北京表明西藏“独立”。对于中外反动势力在西藏的分裂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谈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如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亲善使团”表明“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西藏地方当局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渴望早日解放西藏。1月31日，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电报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是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2月底，西康省藏族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却达多吉等派出代表到达北京，晋见朱德总司令，表示藏胞渴望解放，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为了以打促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6-24日，胜利地进行了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11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新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建议派出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就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2月12日，已经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亚东作出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于5月21日在北京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协议签字，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根据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进军，控制了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段）、中段传统习惯线。

    中印边界中段，是指中国西藏的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北起中印边境西段边界的终点6795高地，南至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的强拉山口（即普列克山口），总长约450公里。中段边界有喜马拉雅山横亘，外出山口道路19条。中印边境的中段边界，与东段和西段一样，中印两国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任何的条约和协议，但双方却依循历史沿革的管理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线。在传统习惯线两边的边民世代和睦相处，形成了相互间的贸易、宗教、探亲、访友往来。但是，印度独立后却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衣钵，坚持扩张主义，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在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地区；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乌热、然冲、拉不底（即香扎、拉不底）等4块地区共200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除桑、葱莎较早为英国侵占外，其余地区都是在1954年中印两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后被印军侵占的。被印军侵占的波林三多，还是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10个贸易市场之一。上述4块所谓认识不同而形成的争议地区按照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都在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边。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0年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公然说：“不管有地图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众所周知，尼赫鲁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为侵略中国西藏背着中国政府，于1914年3月在其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外与西藏代表夏扎搞的一项非法的秘密交易，仅以一条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在地图标出的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的萨姆邦的边界线。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到西藏察隅，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了英属印度。中国代表没在英国炮制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历届中国政府都否定这一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中国领土。1954年印度政府公然在这块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置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由印度中央直接管辖，并建立基层政权，以加强控制。为掩人耳目，印度政府还修改官方地图，在1954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上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为中印边界东段“已定界”，抹掉了自1935年“麦克马洪线”公布后一直注明的“边界未定界”字样。1955年4月6日，印度政府在一份文件中称，今后“麦克马洪线”和“边界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应立即用“东北边界”一说代替。

    中印边界西段分为新疆段和西藏阿里段两部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管辖。印度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奇台大坂、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尼亚格祖）、班公洛、巴里加斯等地划入印度，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湖、巴里加斯三块“争议”地区，其中，阿克赛钦地区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是中印边界西、中段最大的“争议”地区。这一地区虽然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西藏阿里，北连新疆，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为新疆、西藏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正因为如此，昔日英帝国主义就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制定了各种企图吞并这一地区的方案。1956年，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公路，通过自古以来就属中国领土的阿克赛钦地区。这却使印度当局感到“惊讶”，并派军队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测量、树标等非法活动。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对阿克赛钦的领士要求，印度当局不仅在中印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8月至1960年12月，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架次；1958-1960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的飞机共达84架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情、兵力部署，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1959年3月20日到1961年底，同西藏各族人民一起，胜利地进行了平叛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西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边防部队在平叛斗争的同时，逐步进驻中印边境东段边防要地，控制了通往境外的主要通道，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在中印边界东段有边无防的状况，形成了一条实际控制线。

    二、印度在边界的“前进政策”与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应该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求得两国边界的合理解决。在此之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某些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尼赫鲁政府则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并且任意改变边界现状，甚至不惜以武力支持其领土要求。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其扩张主义立场，指示印军在边界执行所谓“前进政策”，从而使中印边界问题陷入僵局。所谓“前进政策”，实质是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目的未能实现后，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的产物。1959年10月《印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就提出，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就酝酿了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的问题。这一侵略中国领土的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其目标是，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最后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后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曾对这一政策进行过详尽的阐述，他说：“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采取外交的方式，采取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取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1960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印度陆军在从什约克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任务后，再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为了建立推行“前进政策”的基地，印军在边境地区增设了大量据点，并使据点尽量向中国境内延伸。印军不断增加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加强战场建设，而且还不断对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和间谍活动。依据其“前进政策”，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沿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羌臣摩河谷、班公湖两岸等几个战略通道，对中国进行蚕食，以实现其对阿克赛钦等地区的占领。

    在边境形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为防止印军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1962年2月1日，中央军委向中国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防止印军挑衅的指示，要求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不主动惹事和坚持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30公里不打枪的原则。明确规定，对印军的挑衅，打与不打决定权属于中央军委。在采取防范措施的同时，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印军在中国边境内占地设点等侵略行径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然而，尼赫鲁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5月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表示，要准备同中国作战。不久，他又主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进一步谋划蚕食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之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陆军参谋局长考尔赴中印边境西段进行视察。尼赫鲁也借“休假”为名到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进行部署，并委派考尔担任西线推行“前进政策”的指挥官，调动第121旅驻列城以西克吉尔，使西段印军兵力增加到近3个旅，经过重新部署后，印军加紧了对中国天文点和其他要点地区的抢占。5月上旬，印军从奇普恰普河谷地区5651高地南侧的据点向前推进，同时在天文点西南8公里的红山头上设立了新的据点，并明目张胆地进至中国天文点哨所几百米处进行侦察挑衅活动。印军在向中国天文点推进蚕食的同时，在西段其他方向也逐步向中国境内蚕食设点，以配合其主要方向的蚕食。

    面对印军不断加剧的武装蚕食和挑衅行为，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恢复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地段边境巡逻的同时，选定可控制的要点，在中国境内增设和推进了部分哨卡，以阻止印军沿龙纳克龙斯泊河河谷和布尔察谷地向天文点，沿大西沟向河尾滩，沿西沃隆向加勒万河谷，沿羌臣摩河谷向空喀山口以东，从温泉、班公隆之间向中国境内的蚕食。反蚕食斗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边境军事斗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边防部队严格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反蚕食斗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也为尔后的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军全面入侵的自卫反击作战

    印度尼赫鲁政府因其所推行的“前进政策”在中国边防部队的反蚕食斗争中受阻，无理的领土要求不能实现，遂拒绝中国政府多次关于和平谈判的呼吁，公然发布向中国边境地区全面进攻的命令，挑起了一场中印边境战争。

    1。尼赫鲁政府发布向中印边境全面进攻的命令。

    中印边境战争，是尼赫鲁政府经过长期准备后挑起的。在蚕食中国领土的过程中，印军在靠近中印边界地区修建了“几千英里的道路”，在边境地区和前沿据点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和装备，在一些前沿据点和要地，修建了直升机场和空投场。1962年9月底，印军第4师第7旅根据其东部军区的命令，全部侵入克节朗地区，并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章多设立了战术司令部；印军第4师在吉米塘也开设了战术司令部。10月4日，印度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在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哪里发生了“武装入侵”，都将给予打击。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部军区之下成立一个新军团--第4军，任命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军长，专门执行对华作战任务；并授予考尔有自由决定对中国发动“有限攻势”的权力。第4军下辖步兵第4、第2师。其中第4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中东、北非、意大利和希腊等地转战6年之久，被称为印军的“王牌部队”。印度独立后，第4师作为尼赫鲁、梅农的嫡系，被视为印军的“标准师”，装备好，待遇高，也是印度推行一切改革的试点部队。考尔其人，曾任过第4师师长，是尼赫鲁、梅农在陆军中的得力干将，也是印度军界反华的主要策士之一。由于他极力主张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而倍受尼赫鲁的器重，被视为印军未来陆军参谋长的理想人选。

    印军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不断向中印边境地区调兵遣将。至10月中旬，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军的兵力已达2。2万余人。印军第4师担负突击任务的第7旅所属4个营3000余人，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与原已侵入这一地区的阿萨姆步兵第5营一部会合。在中印边境西段，1962年8月以前，印军计有1个旅部、4个步兵营的兵力，共约4000余人。为增加其二线机动作战兵力，9月下旬和10上旬又先后将一些部队调至列城、楚舒勒地区，使西段的印军兵力增至5600余人。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宣称，他已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命令，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部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表谈话，极力赞扬尼赫鲁10月12日的决定，并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这里不存在这种态度有任何改变的问题。根据印度当局的命令，17日印度军队即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入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在色章湖以东、卡龙以西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18日，印军除向克节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进攻外，又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米林县洛山口北侧地区。在西段，侵入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的印军，也不断向中国边防哨卡进行挑衅和进攻。印度政府长期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公然发布向中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的命令，终于导致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2。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被迫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

    努力争取西部疆界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并为此作出了巨大而真诚的努力，对印军的不断入侵和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但是，由于尼赫鲁政府一意孤行，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并发动进攻，使中国边防部队遭受严重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被迫决定：实施自卫反击。1962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中国边防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印边境斗争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10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印军的进攻坚决予以反击的指示精神，确定在东线歼灭入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拔除红山头和加勒万河谷印军14号据点的作战目标。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8日，中央军委向边防部队发出指示，强调：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求作战部队对军事指挥、政治动员、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严密组织，切实做好。参战部队全体人员，务必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千万不要轻敌大意，要上下一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很强的政策性，很高的策略性和集中性。对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不仅精心运筹，而且亲自指挥，大至作战方向及打、停、进、撤，小到拔点战斗，每个关键环节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也都参与了决策与指挥。

    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受领任务后，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不间断地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进行部署调整，组织临战训练，紧张地进行物资储备和战场建设。在印军蓄谋制造的“9·17”择绕桥流血事件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中印两国在边境的一场军事较量不可避免，于9月下旬令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负责中印边境东段主要方向上自卫反击作战的指挥任务。张国华司令员和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在北京当面听取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后，偕同一部分西藏军区干部，于10月12日返回西藏。14日，张国华从拉萨到达克节朗前线地区的麻麻，立即组成西藏军区前指，西藏军区原来组成的前指（即藏字419部队）及其所属，作为一支相当于师一级的参战部队投入自卫反击作战。与此同时，新疆边防部队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副司令员何家产为首的中印边境西段的自卫反击作战指挥部。10月20日，由于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奉命进行反击，从而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帷幕。

    3。克节朗首战告捷，第一阶段反击作战取得胜利。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的西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拉则拉脊以南，西接不丹，东临娘姆江曲，是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谷，因克节朗河流经其间而得名，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有林中草场68个，历来就是中国西藏错那县勒村的夏季牧场。

    克节朗地区，是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10月15日，张国华在西藏军区前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军委总部的指示，研究了敌情、地形和作战部署。他指出，这一仗是反击入侵印军作战的第一仗，“其胜败得失，关乎国威、军威”，中央军委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务求初战必胜”，核心是“打狠打痛”、“全歼速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张国华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吃掉当面印军的第7旅，并两次发电报给总参谋部，陈述理由，终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发起后，参战部队经过几天的英勇奋战，完成全歼入侵印军第7旅的任务，俘其准将旅长达尔维，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大片被占中国领土。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攻坚战。对入侵印军的据点，都是逐堡攻克，逐点攻歼的。每攻歼印军一个据点，均须攻克数十座甚至上百座地堡。

    在中印边境西段，第一阶段主要作战任务是拔除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等地入侵的印军据点。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决定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战法，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10月20日，反击部队奉命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同时实施反击，战斗不到1小时，就胜利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的印军据点，红山头是西段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在天文点防区内，位于奇普恰普河谷西侧的达普桑盆地东端，为一独立山包，周长1公里多，海拔5270米，比高约200米，距传统习惯线8公里。红山头北与东北为悬崖，不易攀登，西、南两方坡度较缓，有三层台地，山脚下西南方向地势开阔，被印军辟为空投场。入侵印军凭借红山头的两层自然台地，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10月20日8时55分，中国边防部队的步兵开始向红山头发起冲击，9时55分战斗胜利结束。攻克红山头后，周边据点的入侵印军惊恐欲逃，中国边防部队抓住战机，急袭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印军“加印14号”据点，全歼守敌。接着，又向入侵班公湖两岸的印军据点发起进攻，四战四捷，全部肃清了班公湖南岸以北地区印军据点。为了珍惜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缓和被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遵照政府声明，中国边防部队于28日主动停火，第一阶段的反击作战遂告结束。

    在此期间，中国边防部队运用毛泽东主席“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战争的特点，正确选择作战目标和突击方向，进行周密的战役组织和部署，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侧后攻击，攻坚拔点，近战夜战等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心协力，英勇战斗，在东段全歼入侵印军第7旅，歼灭印军炮兵第4旅、阿萨姆步兵第5营各一部，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逼近瓦弄。在西段清除了入侵印军的37个军事据点，歼其一部，收复了大部分国土。此战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反动派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为尔后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施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

    1962年11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当局于10月2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拒绝中国政府的三项和平建议后，再次写信给尼赫鲁，希望对中国的建议作出积极响应。但是，这一天印度当局却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拒绝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全面策划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印度当局还在国外寻求军援，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兵力部署，向中印边界增调兵力。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共部署了1个军部、3个师部，14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达到5万余人，企图再次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第二阶段反击印军的作战任务及战略目的，并对中印边界斗争形势的发展前途作了分析。印军集重兵于东段提斯普尔与西山口之间，沿公路纵深梯次配置，达旺方向是其主要进攻方向。军委指出，要力争干脆全部地歼敌3～4个旅（达旺方向2～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如能达此目的，不仅对印度反动派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对帝国主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对作战部队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务必防止轻敌思想，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并针对该地区的地形特点，对战役、战术和技术的运用，均作了详细的指示，指出：山地作战，各部队要联络好，协同好，以便于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一块一块地歼灭敌人。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团、营、连、排、班、小组，甚至个人，都要准备独立作战，都要有孤胆精神。担任迂回包围的部队，务必按计划完成任务。中央军委还指示，为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行动，在东线以一部兵力向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实施反击，在西线反击入侵西藏阿里班公洛地区（斯潘古尔湖以西）的印军。

    作战部队进入战区后，立即组织战场勘察，开展敌情的调查与研究，拟制作战方案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细致的战前准备工作。11月1日，西藏军区前指由麻麻移至达旺以北之邦岗共（达旺以北约5公里）。前指在对战场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研究制定了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作战方案和各种保障措施，确定了打法，统一了作战思想，并将作战方案于11月8日2时上报总参谋部。15日，总参谋部转来刘伯承元帅对下一步的作战指示。刘伯承元帅指出：目前敌人的配置是铜头、锡尾、北紧、腹松。从西山口、申隔宗地区敌人的防御态势来看，其右翼是敌人的背脊骨，左翼是敌人肚子。我们攻击部队以主力从莫多、邦嘎江寺向西山口、申隔宗插下去，从敌人肚子上开刀，要比砍脊骨容易些，并明确指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道路，二是要确保各个部队在统一计划的时间内行动，三是各方向上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打歼灭战就有了把握了。西藏军区前指将刘帅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参战部队，要求在战役实施中把它变成指战员的具体行动。

    中印边界的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从11月16日开始，到21日胜利结束。在东段，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主要集中在西山口--邦迪拉、瓦弄地区以及里米金、梅楚卡、都登方向；在西段，主要集中在西藏阿里西北角的班公洛地区。战役中，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的部署和作战特点，采取集中兵力、迂回包围、打头切尾、击背剖腹、反复搜剿等有效战法，歼灭了印军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了第11、第48、第65、第67旅，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新疆边防部队不顾山高路险，印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敢打硬仗、恶仗，在西段拔除了印军的入侵据点，驱逐了印军。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第一，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单方面停火。第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中印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并配一定数量的民警。声明指出：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反击作战部队，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后撤。24日，下达《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中国边防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做到了准时后撤。此次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800余人（其中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余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00余辆、轻重机枪600余挺、长短枪5700余支、各种弹药400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在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共伤亡2400余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驱逐了入侵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60年代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之举是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言行一致的铁证。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作战，震动了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认真研究和总结30多年前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边界冲突、局部战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