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后幸存的女红军 女红军遭受的屈辱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真不简单！” 武威北门外右侧，有一个高大的土台。台上飞檐斗拱的庙宇，在青松翠柏和古榆老槐的掩映下，显得巍峨壮观。因为庙内供奉雷祖，俗称雷台。举世闻名的东汉铜奔马，就是于1969年10月在雷台下发现的。铜奔马昂首啸鸣，飞跃奔驰，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燕。飞燕展翅回首注目惊视。奔马的力和速度融成充沛的气韵，浑然一体地贯注在昂扬的马首、健壮而呈流线型的躯体和四条飞奔的腿及踏石有迹的蹄上。 谁哟，指着奔腾的铜奔马说：它能把武威载往明天…… 是的，武威在奔向明天，但又有谁能忘了昨天，忘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在这里洒过的血泪？ “我--回来了！”当李开芬由武威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特意将李开芬拉到身边，用欣喜的目光左看右看，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 李开芬出身于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1931年不满14周岁，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入了团，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 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之风刮到了川陕根据地。16岁的红小鬼李开芬也成了肃反中的杀头对象。 一队人马拖着飞扬的尘土急促地从远处飞奔而来，她们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出现在人们迷惑而又惊异的目光里的竟是清一色背短枪的女红军。 “把她放了！” “那……那你到底是谁?” “我，张琴秋，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走到李开芬身边，用手为她理顺零乱的头发：“多好的小姑娘！” 张琴秋和王长德（谭政夫人）救了李开芬，将她留在工农总医院。肃反对她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没有退缩，没有绝望，也没有后悔。行军，打仗，救护，筹粮，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深秋，李开芬调到妇女抗日先锋团任秘书。 朝朝暮暮，征途上的狂风暴雨鞭挞着红军，李开芬的倔强就是在这种鞭挞中成熟的；年年岁岁，征途上的严寒酷暑锻炼着红军，李开芬的意志就是在这种锻炼中淬火的。 西路军悲壮地失败了。妇女团的10多人和10多名男同志，在祁连山中在敌人的封锁中周旋。大家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沿着浩瀚的荒山雪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去，辗转多日。草鞋磨烂了，跑掉了；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剐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甚至失脚摔下深崖。傍晚，他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的破窑洞，20多个人拥了进去，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酣梦中，李开芬被一阵响动惊醒，猛地一下睁开双眼，在朦胧的晨光下正要抓身边的枪，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特派员曾广澜和她七八岁的女儿等20多人，全被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来。 李开芬和100多名女红军被关在武威一个旧式大院里。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关押着许多男红军，后院关押着女红军。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感化”来征服红军女战士，然后再“赏赐”给他的军官们当“太太”。“慰问”、“训话”、“游览”、发衣服、看电影、组织“参观”……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一个又一个花招。李开芬和特派员曾广澜、二营营长何福祥、沈秀英、王子俊等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大家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回红军，上抗日前线。 夏天的一个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100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师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每念完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身旁。 “同志们，拼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开芬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拼啊！” “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受侮辱！”女战士冲上去，跟敌人又咬又打，又踢又撞，扭打在一起。可是寡不敌众，30多个姐妹被眼睁睁地抢走了。 敌人一再当众宣布：“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狼狗！”敌人还采取拉拢、分化与零敲碎打的强硬手段，将女红军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马师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对这些无耻谰言，李开芬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共产婆，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敌人将李开芬、沈秀英等三名“闹事”的女战士安置到城外一所民房。当夜熟睡中，突然，一阵砸门声将她们惊醒，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家伙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将另外两人赶了出去，举起马鞭、马棍朝李开芬就打。一个家伙的马棍打断了，嘴里狠狠骂了一句，解下武装带，更加残暴地劈头盖脸地挥动起来。三人一直把李开芬打得不省人事，才扬长而去。 被打伤的李开芬，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梳洗、吃饭、换药，全靠姐妹们轮流照料；但她是属于红军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她刚毅的心灵撕裂。她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做工作，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15岁的沈秀英和传令兵结成兄妹。十几天过去了，李开芬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声响。李开芬和沈秀英和衣躺在炕上，每一个毛孔都似乎警觉地张开了，听着空寂苍穹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嘭--嘭--嘭--”，三下轻轻的敲窗声像铁锤一样有力地撞击她们的心扉，心儿突地一下“怦怦”狂跳起来了！李开芬在夜色中被扶到马背上，沈秀英骑在后边抱住她。她们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悄悄从野地里绕城而过，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为躲开追捕，李开芬装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鬟，由传令兵护送而行。快到兰州时，有个村庄横挡在路上，三人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从路边拥了过来。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当官的递了一支烟，又朝他耳边嘀咕一阵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当官的挥手放行，点头哈腰地对骑在马上的李开芬连声说：“对不起，误会了……” 三人一进村口，就见“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元XXX”的通缉令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开芬冷冷一笑，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回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久，经过审查，李开芬恢复了党籍，留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沈秀英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在兰州办事处，李开芬和朱良才结为终身伴侣。朱良才是西路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此前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石窝分兵，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领。朱良才与方强等人被搜山的敌人捉住，押解的路上传来枪声，他乘机挣脱绑绳跑进树林。他走出树林，迎面又碰上一群敌人的骑兵。正在进退无措、无计可施时，就见一个留有及胸胡须的老人，赶着一群白羊，仙人般突然出现在逶迤的山路上。老人向他招手，叫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趴在羊群里。老人手中那根牧羊鞭，将羊群赶拢，瞒过了敌人的眼睛。此后，一只讨饭碗伴他住寒窑、宿旷野，混入被俘红军的遣返队伍，瞅机会逃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正在四机部任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开芬，又一次遭到劫难。她顽强地挺过来了。 李开芬回到部队，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要知道，只有为远大目标而奋斗的人，才会有蓬勃的生命。李开芬是一个有蓬勃生命的人。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冬日余晖，穿不透寒凉的暮色，从扁都口冰峰雪岭之巅默默地落下，回到大地的胸膛去了。 扁都口峡谷长28公里，宽约10余米，峰峦叠嶂，险隘深邃，真是“扁都隘口气萧森，鱼贯行来溪峰深”。扁都口是祁连山的一个峰口，是河西走廊天造地设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要道之一。 寒风凛冽的夜晚，一队被押解着走向青海的红军战士，宿营在这里的炒面庄。敌人吆喝三位女红军挑水做饭。她们来到河边，见四下无人，凑到跟前一商量，跑！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在结冰的河谷中摸着、爬着、跑着…… 何福祥，湖北红安人。她16岁时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入党。她在游击队中送过情报，在红军部队当过看护，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部队长征到阿坝时调她到党校学习，当时康克清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她在党校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会宁会师以后调到妇女团任二营营长。她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斗争，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毁灭…… 何福祥三人白天藏山沟钻窑洞，晚上披着夜色沿小路向东走，碰到村庄，悄悄敲开老乡的门讨点吃的。她们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是红军，有人给点吃的，有人却赶她们。 “你们是总供给部的吧?”三人到了山丹城郊，碰到一位挑担子走村串户的老毡匠。老毡匠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悄悄发问。 她们迟疑着没有回答。 老毡匠放下担子认真地对何福祥说：“怎么，不认识我了？打下山丹后，你们不是建了一所小作坊吗？那个又高又胖的郑部长找我帮着做毡衣、毡靴。你那时常给作坊送羊毛，忘了?” “哦！大爷，是你老人家呀，记得，记得!”经毡匠这么一说，何福祥才辨认出来。 老毡匠把三人领到自家后院，吩咐家人赶紧做饭。他感叹道：“你们这些好人啊！怎么才过了几个月，队伍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们那位郑部长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何福祥一听打问郑义斋部长，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早在鄂豫皖苏区，何福祥就在郑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郑部长没有成家，缝缝补补，洗衣做鞋，都是何福祥帮助料理。可现在，郑部长已经长眠于祁连山中了。 老毡匠听说郑部长牺牲，心痛地连连顿足：“哎呀！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啊！” 三人在老毡匠家藏了几天，这一带风声更紧了。她们不愿连累老毡匠，执意辞别。 一天，她们走到大马营一带要饭，忽然窜出恶狗咆哮着猛扑过来。牧场狗凶，当时就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淋，摔倒在地。等何福祥、李文英上前把狗赶开，李开英已经被狗咬伤多处了。何福祥背起李开英，李文英托着她咬伤的腿，挣扎着找到一个窑洞。 当何福祥、李文英出去讨回一碗酸面条端到李开英嘴边时，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咬着牙关，只有微微一丝气息了。两人发现李开英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鸦片不见了。原来，李开英怕连累她俩，吞吃了鸦片。 两人紧紧抱着李开英哭成一团。李开英挣扎着说：“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不死也难活着回去，你们快走吧！将来如果能见到我的儿子冼兵文，他在九军当勤务兵，告诉他我死了……” 何福祥和李文英抱着战友渐渐冰凉的躯体，失声哭着。她俩守着战友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窑洞外呼呼的北风，为李开英抚慰伤痕累累的人生，为她笑出一滴滴血声，为她呢喃着春天。 李开英，四川通江人，妇女工兵营指导员。红军到她家乡前，她们那一带男人绝大多数抽大烟。红军来后各地办起戒烟所，她带头送丈夫戒掉了烟。扩红中，她先动员丈夫参军，自己也以30出头的年纪带着12岁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牺牲，不过儿子的死她并不知道，她在伤痕累累的拼搏中，始终思念牵挂着儿子。 何福祥和李文英出去，想找把铁锹把战友埋掉。等她们回来，老乡把李开英的衣服、绑腿全剥去了。当地乡长找来一张席子，帮她们把李开英埋在坡上，说：“你们走吧！马家军搜山的多，这里不能久住!”乡长的老婆给了她俩几个青稞面馍。她俩远远望着祁连山；祁连山留下红军的伤痕，红军的悲愤。 天麻麻黑，两人遇着一帮人，说：“你们快进窑洞，快进，韩旅长的队伍来了!”她俩跟着进去，里边大洞套小洞，小洞里边还有个大坑。两人觉得不对，想回头出去。那帮人已把何福祥绑住，一脚踢倒，用刀背乱砍。 李文英说：“走，去见你们韩旅长，是韩旅长把我们放出来的！我把你们一个个认下，等我们大部队来了，到时饶不了你们!” 民团小头头嘻嘻地笑了笑，对李文英说：“到里边窑洞谝一谝，我就放了你们!” 李文英走了出来，可眼泪正涓涓地流回心底。小头目跟出来，下令给何福祥松绑。 李文英，四川阆中人，13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苦。1933年2月，红军来到她的家乡。她参加了游击队，给红军送柴送信，站岗放哨，第二年正式参加部队，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后升任班长。 她俩一路乞讨，向东而行，又碰上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当走到武威、永昌、民勤交界的三岔口公鸡堡时，被民团的马队抓获。 马家兵把她们的手反捆起来，一路走，一路打；把她们的衣服脱掉，逼着从结冰的河里趟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得尽是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实在看不过眼，有的跪下为她们求情。有位老太太拉住马家兵的马缰绳，说：“老爷，饶了吧！这些女娃真可怜，你们也是有儿女的，积点阴德吧!” 她们被抓进武威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何福祥、李文英在这里遇见了许多战友，曾广澜、李开芬、吴先璧、吴兰英、杜新兰、沈秀英等。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何福祥、李文英虽然身陷囹圄，这时心中却相对地踏实了，因为和这么多的战友在一起。敌人把监狱里先去的女红军编成九个班，何福祥是10班长，班里有李开芬、李文英等。 夏天就要来了，阳光对于心灵凄苦的人来说过于明亮了。敌人押她们到海藏寺洗澡，已是6月天还有人穿着毡衣。马家兵骑在马上向两边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她们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被关了几个月，一个个蓬头垢面，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人低头，个个昂首挺胸。老百姓看到她们如此坚强，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敌人把狗推到河里，让狗和她们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大伙气极了，厉声向马匪呵斥道：“你们如果不把狗拉出去，我们就和你们拼了!”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把狗拉了出去。洗澡回来，李文英气愤不过，对王泉媛团长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说着，就骂了几句。特务团团长马阁麟知道后，亲自领着爪牙把李文英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她就骂，还说：“死就死，我根本不怕……” 8月的一天早上，敌人把100多名女红军押到师部大院，排成一列长队。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大家“自由”，接着就宣布了第一批获释的名单。大家高兴极了，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兴奋惊疑之时，突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嬉皮笑脸地来到女红军身边拉扯。大家明白了马步青的所谓“获释”原来是把女红军分配给他的部下当老婆。战友们气坏了，和敌人扭打起来，高声叫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要命有一条，宁死不受辱!”“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老婆的!”她们势单力薄，有30多个姐妹被抢走了。李文英被分配给一个县参议，她又喊又打又骂。特务团团长马阁麟挨过她的骂，知道厉害，说：“那个日奶奶的，太野，不能要!”县参议不敢要她了。后来，她和一个汉人结了婚，就在武威定居下来。 何福祥被分给一个排长，至死不从。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我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若愿意，我就想办法!”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人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在不停歇的劳作中千百次地咀嚼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兴奋，浑身是劲，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她又像陀螺似的“嗡嗡”旋转起来，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49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她现在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造反派反而给她定了“大叛徒”，将她关进了牛棚…… 乌云终于过去，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她把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省委，写给地委，写给厂党委。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红布包。啊，是一包钱！有1角2角的，1元2元的，更多的是5分、2分、1分的硬币。总在一起，200多元。这些钱，是老人许多年来1分2分、1角2角积攒起来的。老人又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放进了红布包，一共460元。460元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这是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蕴含着一片心和渴盼已久的希望。当她把这些钱最终交给党组织时，苦苦期待的心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他的脚板砍掉了 他俩躺在小山包上，贴着天幕，像一幅铁色的剪影。这是一段砥砺人生的经历，一段艰难无比的经历。已经是第八天了，山上的夜晚特别冷，肚子又饿，伤口又痛…… 李屏仁对谢良说：“老谢啊，我俩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是革命到底好些，免得被敌人抓去受罪！” 谢良理解李屏仁的意思，虽然不想死，哪还有什么办法能活着出去呢？便问：“怎么死法?” “我治腿痛身边还有一二斤烟土，就吃大烟去见马克思吧!” “那就咱俩分着吃吧！” “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不等谢良回答，李屏仁就拿出烟土往嘴里送，一会儿就吃完了。 暮霭飘来荡去，隐匿了山，隐匿了树。战友要走了，他也只能陪着一起去，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伤口的绑带布往大树上挂。由于腿伤爬不上大树，挂在小树上，小树太矮又吊不死。 第二天拂晓，谢良正在发愁，李屏仁的烟毒发作了，口吐白沫，舌头发硬。谢良连忙喊：“老李，老李!”李屏仁已不能说话了。 巨大的、无边的宁静悄悄地罩着宏大深邃的山野。怎么办呢？谢良拿树枝和雪把战友埋好，尽了一份革命同志的友爱。 他孤独地坐在雪地上，深思着往事前尘，冷涩的岁月把记忆的底片漂濯得愈加清晰。 谢良和李屏仁是老战友。谢良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李屏仁是江西宁武人，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第二年入党。长征路上，李屏仁任三十七团团长，谢良是政委。渡河西征，李屏仁任红五军参谋长，谢良是红五军十三师政委。李屏仁在永昌敌人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也打碎了；谢良在山丹阻敌时左腿负伤。五军解散后，他俩都在西路军卫生部治伤，随军行动。 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塞给谢良三块银元，不忍抬头地宣布了组织决定：“西路军失败了，剩下的部队分散行动。你们伤员不能随军行动，自己逃生走吧!” “行！我懂，我走，决不拖累大家!” 伤病员和家属各按自己的希望，有的向北，向着森林走去，有的向南，向山下走去。谢良、李屏仁带了警卫员和饲养员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一路上，有骑马的，有走路的，有男的，也有女的。 大家怀着失望的心情，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漫无目的随着人群走啊，走啊！谁也不讲话，好像都是哑巴似的。走了一夜，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拂晓时走到黑河边。人们不约而同地奔向河边，用茶杯或面盆盛水洗脸，把脸上手上黑乎乎的泥土洗干净，烧水吃点干粮。大家仍然不说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良的视线划过河面，不觉向远天远地眺望。啊，苍茫大地，裸露着黄褐色的肌肤。他和李屏仁决心向陕北方向走，找中央派来的援军。这个愿望不仅急切，而且近于悲壮，他俩一拐一瘸地全靠警卫员、饲养员照顾。腿伤发炎痛得实在无法走了，两人对警卫员、饲养员说：“你们年轻，身体好，找部队去吧！再拖下去把你们也连累了!”警卫员和饲养员一听哭了，再三表示不能把首长丢下不管。谢良和李屏仁反复说服，他们才勉强同意。临走，大家把剩下的炒面吃了。警卫员和饲养员还给首长拾了些柴，烧了些水，尔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大地苍茫，群山肃穆。谢良掩埋好李屏仁，心想，战友已如冬草偃伏在荒野，自己给敌人抓去还不如跟着战友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算革命到底。想到这里，他又去上吊。这时走过来两个自己人，把他救了下来。 谢良腿不能走，又没有拐棍，只好把捆伤口的绑带一头挂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左腿上，手扶着地顺着山沟往下爬。沟沟坎坎，石头像刀子一样尖。他的衣服和手脚都磨破了，棉裤也被血水浸透，一天只能爬二三里。 他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便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点吃的。牧民怕连累，不肯帮助他。他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元钱拿出来交给牧民。牧民见他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他一些吃的，但不让他进帐篷住。他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住下来。 马家骑兵搜山，在小帐篷后面发现了他。骑兵中有个当兵的喊他：“谢政委！”他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是红五军的一个通信员，被俘后当了马家骑兵。 谢良没有答应，也没有否认，就这样被抓走了，关在营部。营长带一个连搜山还未回来，只有一个女人。她是妇女团的班长，四川人，被俘后被强迫当了营长的妻子，说：“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员都送给大官当太太。妇女团几十个人被俘，谁抓到就当谁的老婆，没法子呀!” 谢良劝她：“不能忘记啊！你是红军战士，应当劝你们营长不要打骂，更不要杀害红军战士，为来世做些好事!” 她说：“我是红军战士，我听你的话，尽力做营长的工作，多做些好事!” 谢良被用马车送到花寨子。花寨子有一二十户人家，有一个二层楼的砖房。楼上住着旅长马禄，还有被俘的三四个文工团员，都当他的“老婆”。楼下住的是被俘的团以上红军干部，有红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 谢良的伤口发炎，臭气熏天，大家都讨嫌他。他在这里住了四天，伤愈来愈严重了，被送到凉州城里陆军医院。 凉州医院有三四百个伤病员，其中多数是红军，大家都不说话。医院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两个黑馒头，一块咸菜。马医官给他治病，因他的腿发炎厉害臭味很大，不愿意挨近他，就用二三尺长的水管给他冲伤口，上些消炎药，包扎一下就算治疗了。他痛得要命，也不敢说什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5月的一天，一个副官陪他坐公共汽车去兰州治病。谢良进了省立医院，被安置在三等病房。这个病房有20张床位，只住了八个红军伤病员，大部分是冻伤的。医院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他精神上轻松了不少，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打扫个人卫生。伤口继续发炎，医生把他的脚板砍掉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走路了，但炎症是好些了。 谢良的老上级、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来看他，告诉他：“八路军办事处向马步芳、马步青要团以上干部，你是第一批，第二批有黄鹄显、马良俊等人。” 1937年8月15日，朱良才接他出院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他又经过西安办事处被送到云阳留守处，和云阳留守处主任周碧泉一起回到了延安。 女红军，小红军 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吴辑庠-- 红妇女130余人被俘获。旅、团、营长及团副等带兵官，自己私藏了一些。红妇女到凉州后，马步青派传令兵到团长、团副、营长等家中逐户搜查，统统交给特务团。马禄家未搜查，准留作妻室。听说给青海30人左右。妇女团名义是团实际是连，由特务团长马阁麟总负责，特务团二营营长外号黑鼻营长马维福具体负责。妇女团长王泉媛负内部管理的责任，连排班干部都由王泉媛指定。妇女团中挑出了能歌善舞的19人，包括来的女演员，编为歌舞队住新城师部副官处院内，由副官处负责管理。歌舞队是专供马步青玩乐消遣的。以后因马步青到旧城交际处的空隙，副官处的副官和传令兵，对歌舞队成员有污辱行为。歌舞队成员向马步青做了控诉，马即派炮兵团加设了岗哨严禁出入。最后马步青认为将妇女留在部队，不便管理，容易发生男女问题，遂下令将所有的妇女配给官兵。马步青心中认为总会得到妇女的同意，但宣布之后，却遭到了大部分妇女的反对拒绝。于是马步青在新城花园内连续演了三夜卑鄙无耻的春宫电影，引诱妇女观看。第三夜将妇女排成队，将官兵用手巾蒙住眼，逐个去摸，摸到谁就是谁。女团长王泉媛配给了匪团长马进昌。马步青自己留了一个叫苟兴才，给他当老婆，以后被他的大老婆折磨死了。马步青给秘书长孟练百三个做使女，以后也被孟的小老婆折磨死了。 马步青将10岁至15岁的小红军400多人，合编成骑五师童子军，由马步青兼任总队长，马阁麟兼教育长，马天麟（马阁麟之弟）兼教育主任，郭维坤任大队长，唐增智任大队副。下设四个分队。 特务团团长马阁麟-- 被俘红军小战士是1936年11月到1937年2月间送到武威的，前后陆续送来200多人。马步青将他原有的小孩子200多人，共400多人合编为骑五师童子军。他们训练的地点在武威旧城军法处后边营房，年龄都是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小孩子。马步青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成长好后，将来给伪部队作班排骨干。 1938年骑五师改编为骑五军时，我调为军部参谋，特务团改编取消，童子军调到新城编了个工兵营。营长是马秉毅，营副是张生喜。约在1938年初才送兰州伪第八战区接管，接管后听说将红军小战士编入第八战区特务营了。 （文章摘自《西路军·生死档案》；作者：冯亚光；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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