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12日-11月27日，苏联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惩罚”战争，对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和张作霖反苏政策来了一次总清算。中国大败，苏联全胜。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因此可以称之为中东路战争。由于中国是被压迫国家，苏联政府及其历史学家们便极力将惩罚对象张学良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打这一仗是“对帝国主义集团挑衅的回击”，但对进行战争的过程尽量加以简略，特别是对战争的残酷性，长期以来只字不提。蒋介石和张学良是战败者，当然要掩饰自己酿成战祸的原因和失败的惨状，甚至将失败说成胜利。当时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多是慷慨激昂之词，实际上并未弄清事情的真相。近年出版的有关著述都将这次战争说成是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边界武装冲突”，有些轻描淡写，并忽略了对苏方的研究。随着中俄档案文件的逐步披露，今天对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战争的主要过程和性质或可做一概略的剖析。 张学良的试探：搜查苏联总领事馆 1928年6月北伐军到达北京，南京国民政府遂成为全国中央政府。新政府对外政策称“革命外交”，表示对外政策要全面革新。其宣言指出：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国家独立所不容，今当“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全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此前广州政府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洋政府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南京政府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但实际上做不到“废约”，而采用一个有弹性的术语--“革命外交”。所谓“遵正当之手续”，就是通过和平谈判，修改旧约。不管是修约，还是废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也符合历史潮流。问题在于蒋介石将帝国主义分成两类：炮舰帝国主义和“赤色帝国主义”，前者指英、日等传统帝国主义，以武力推行殖民压迫；后者指苏联，通过革命输出进行扩张。在实践上，南京政府对英美日等一般都称“友邦”，通过谈判与他们“修约”，用“软的一手”，因为还要取得他们的援助；对苏联，因为其支持中国革命，则采取 “革命”的手段，用“硬的一手”。这就是蒋介石“革命外交”的真谛。 当年11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放弃东三省自治，打青天白日旗，归服国民政府，全国统一。张学良的义举，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赞扬，几乎被举为民族英雄。他年少气盛，在对外方面也想大显身手，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蒋介石对张学良大力支持，东北遂成为推行革命外交的试验场。 中东路是沙皇俄国与清政府订约“合办”的，中国出土地和500万两库平银，绝大部分资本都是俄国政府出的。该路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北起哈尔滨，中经长春、沈阳，南到旅顺口。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到旅顺口（含旅顺口军港）的一段被日本占去，称南满铁路。这里所说的中东路是不包括南满铁路在内的苏联控制的部分。1919年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承诺将这部分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北京政府错过了时机。苏俄又不愿意彻底抛弃沙俄在华既得利益，随着国际局势的好转，收回了承诺。1924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国有权赎回该路，在中国赎回之前，实行中苏共同管理。理事长和监事长归中方，副理事长和副监事长归苏方，铁路局长归苏方，副局长归中方；实行局长负责制，各处重要处长也由苏方把持；中方实际上没有管理铁路的实权。这就是说，该路所有权属于苏联，中国只是参加管理而已。张学良易帜后，即着手收回苏联控制的以上路段，而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连一根毫毛都没敢碰。 1929年3月1日，理事长吕荣寰奉张学良之命向苏方提出：路局一切命令非经苏方局长和中方副局长签字，不能生效；路局用款非经稽查局同意不得动支；路局各处处长等应以半数改派华人；铁路文书中俄文并用等要求。这些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方副局长会同签字，如苏方同意，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苏方就是不愿意放弃对铁路的控制权，坚决拒绝这一条，交涉陷入僵局。于是张学良开始考虑使用硬的一手。 5月27日，东省特别区（当时管辖哈尔滨以及中东路沿线地区）得到白俄密报，共产国际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地下室举行秘密会议，宣传共产主义，所有铁路沿线党员管理干部均已出席。特别区以违反《奉俄协定》不得宣传共产主义的规定，下令对苏联总领馆进行搜查，查出“许多宣传赤化文件和书籍，并有枪械、子弹、烟土等物。据此将到会39人带处收讯”，只将总领事“当即开释，护送回寓”。查抄的各类物品拉了两卡车。第二天，哈尔滨警察局在当地所有报纸上发表声明说：第三国际在总领馆开会，会议讨论了俄国最近在华北的行动，以期与冯玉祥在华北制造大动乱。苏联政府对这次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归还公文和盗窃的钱、物，表示对这次违反国际法行为不能长期忍耐下去，但并未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1927年，北京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苏联曾撤使，但允许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处继续工作）。 “革命外交”的试验：强行收回中东路 事件发生当天，张学良就派人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事件经过和处置办法，表示他易帜之后坚决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南京政府喜出望外，对这次行动给予全盘肯定。外交部长王正廷下了一条特别命令：“被拘捕俄人在交涉未经相当解决，非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这样一来，张学良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主动权，被蒋介石一步步地拖向战争。 苏联对搜查领事馆事件只提出严重抗议，没有做其他激烈反应，给张学良造成了错觉，认为自己越硬，对方越软。6月6日，他指示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中东路理事长吕荣寰：俄方如再用延宕办法（指对3月1日要求不作答复），“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以达我方希望而后已。嗣后，张学良派吉林交涉员钟毓携带搜查到的苏联领事馆的重要文件和东北当局解决中东路问题办法前往南京，商定下步行动。26日钟毓会见王正廷，对解决中东路问题“双方很快便达成一致意见”；分执行与交涉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办法，不必与苏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撤换局长亦在所不惜。全案解决签字应等中央命令。中央综核全局，中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制成大纲，向苏交涉。如哈当局以小问题与之交涉解决，中央即难反口，反为苏俄利用。被拘39人亦应候中央解决，以勿先释为是。”王正廷所谓将中东路改组与蒙古、新疆问题一起解决，是防止东北当局就中东路问题与苏联单独进行交涉的托词，其用意在于控制张学良与苏方单独交涉。 为最后确定行动计划，张学良应召于7月5日由沈阳赴北平谒见蒋介石，向蒋详陈易帜以来东北外交、军政、党部诸问题。张学良此行日程安排极其紧张，但与蒋介石讨论中东路问题占最突出的地位：7月7日晚，蒋张第一次会面，关于中东路问题就谈了约2个小时；9日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正式会议，确定东北责成张学良负责，“东北外交，对苏应取强硬态度”，张负责办理，具体办法与王正廷商定；7月10日上午，张学良与蒋介石和王正廷商定最后行动方案，蒋介石拍板定音：“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得到蒋介石的绝对支持，张学良便下令武力夺取中东路。 就在蒋介石许诺出钱、出兵的当天下午，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达了早已准备好了的夺取中东路及其设施的命令。东省特别区和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各个路段的军警一齐出动，接管铁路沿线电话局，关闭商业代表处和其他苏联经济机关；解除苏联公民在铁路上担任的职务。在行动过程中，军警还捣毁铁路工人和职员工会组织与合作社，逮捕了200余名苏联公民--在中东路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包括苏方铁路局长在内的大约 60人被驱逐出中国国境。被拘捕者被关在距离哈尔滨数英里远的铁路局的一些空房子里。吕荣寰以理事长的身份任命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该路管理局局长。原苏联人留下的职位空缺，或由中国人，或由白俄分子充任。这样，东北当局就将包括属于苏联部分的中东路管理权全部夺取过来，从而破坏了《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为苏联发动“惩罚战争”提供了最有利的借口。 其实蒋介石说出兵、出钱并非认为苏联真的要打，而是想乘机进军东北，牢牢地掌控东北这块地盘。张学良也认为苏联不会动武，看穿了蒋介石要派兵的用心，委婉谢绝，只要求蒋介石给他提供军费和武器。仗打起来后，蒋介石只提供了200万元军费，其余兵员款项一应由张学良自筹。 蒋介石认为苏联不会对中国动武，固然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不佳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有直接关系，但从根本上讲，是出于他对苏联的误判。他认为，苏联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自命，因而忌讳对被压迫民族直接使用武力，特别是在他本人高举民族主义、收复国家主权的旗帜，动员举国一致向苏联“收复主权”的时候。因此，他提出的“革命外交”表现为“一手软”、“一手硬”的双重模式。在对苏联打交道方面，蒋介石本人还有其丰富的切身经验。三二○事件，他向苏联顾问团发动进攻，使之妥协，结果他取得全胜，夺取了军权；通过整理党务案，夺取了党权；北伐战争，他冲破苏联阻碍，向东南发展，奠定了他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他成功地发动四一二政变，吞并武汉政府，赶走苏联顾问和驻华各地领事，凡此种种，无不以他的胜利告终。这一切使蒋介石得出错误结论：以为大不了是苏联与中国断交；而中苏断交恰好切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更有利于巩固他刚刚取得的全国政权。他不懂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民族国家，同样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它的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也来硬的一手。因此他积极支持张学良对苏蛮干。 苏联备战：回击“帝国主义集团” 起初苏联确实不想打这场战争。当时苏联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又因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不佳；在国际上，依然受到列强政治和经济上的孤立和打压。从1929年起，苏联开始实行建设“一国社会主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追求，致力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从东方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从1923年起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但靠苏联支持起家的蒋介石，从四一二政变开始，全面推行反苏反共政策，并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继续与苏联为敌，苏联通向东方的路也被封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华战争，苏联又将失去中国人民的同情。 从军事角度看，苏联在远东的武装力量相当薄弱。与中国东北地区相连接的国境线距离中央地区有几千公里，中间地区人烟稀少，食品短缺，装备困难。远东、外贝加尔地区地貌复杂，气候严酷，铁路和公路网远不发达。唯一的铁路交通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若干路段距离中苏边界较远。在最重要的作战方向--外贝加尔地区与滨海地区，两者相距大约2000公里。与中国东北军队相比，苏军后勤供应方面要困难得多，即使中国从中心地区调动军队，比苏联两线俄军之间的距离也短两倍。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党和政府一直教育自己的人民，深受列强压迫的中国是苏俄的天然盟友。若对中国开战，还必须做大量的宣传工作，以转变自己军队和人民的思想。正是这些因素使苏联对诸如搜查大使馆和领事馆等严重事件都没有采取极端行动。但在东北当局武力夺取中东路并先后拘捕苏联200余人，而且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情况下，苏联只有诉诸武力。 中东路事件发生时，原部署在苏联远东地区的第5红旗集团军已经撤销，该集团军基干第18步兵军和第19步兵军分别驻扎在这里。以上部队不仅分布面广，而且是按和平时期编制，一个步兵连只有40-45人，一个营为120-150人。几个独立骑兵旅的骑兵连只有60-70名骑兵。一个骑兵团只有三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发布第223号命令，命令驻扎在远东境内的全部武装力量合并为一个集团军，命名为“特别远东集团军”，任命著名统帅B.K.布留赫尔为集团军司令。苏联《太平洋之星》报宣布：“建立特别远东集团军是对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妄图用刺刀试探苏联巩固性和红军力量的回答。”所谓“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是苏联为使对华战争合理化而虚拟出来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支持蒋介石或张学良对苏联作战，苏联政府赋予这支军队的“特别”任务就是对中国进行边境惩罚性战争。布留赫尔即曾出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他多年在中国军队中服务，对中国军队人员素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了如指掌。他原任苏俄远东第5红旗集团军司令，在内战和反协约国武装干涉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在帮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期间，他又赢得了国际声誉。任命布留赫尔为统帅，表明苏联政府对这次对华作战极端重视。该集团军按战时标准补足了员额并配备了苏联当时最好的装备，其中仅战机就有69架。 在转变苏联人民思想情绪方面，苏联政府拿出内战以来行之有效的招数，即以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号召与动员军民。苏联报刊将蒋介石和张学良说成是“几个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历数蒋介石和张作霖对苏联和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特别强调苏联远东地区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苏联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和鼓动下，一些战士纷纷写入党和入团申请书，表示要火线立功。工农大众则捐钱捐物。“在苏联党、工会等倡议下，设立了支持特别远东军物资基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1929年秋向特别远东军转交了由工会出钱生产的30辆坦克；特别远东军还收到鄂木斯克、列宁格勒等地群众团体捐献的300架战斗机。农民则捐献几万普特粮食、土豆，若干吨肉和其它食品。” 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并不断出动小股部队在东西两线入侵，张学良首先感到苏联真的要打，接连电告蒋介石寻求中央支持。蒋介石回电说，苏联施加军事压迫，是为谋取外交胜利。他已将有关问题“全案交非战公约处断”，并派专使出席国际联盟准备提案。蒋介石还说“俄外交部总长于柏林仍希望和平解决，政府复电犹持原议。此不可谓辽宁动员后所生之结果。设不幸而出于战，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尽量供给我东北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蒋介石仍然认为苏联不会打，想以东北的强硬态度压服苏联，要求“非战公约”国的出面干涉，因为他举的是反苏反共大旗。但效果适得其反。西方大国没有一个支持蒋介石，道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成功，下一个革命对象就有可能轮到自己头上。 8月15日张学良正式发布动员令，组成两个防俄军，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负责东线指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负责西线指挥。19日成立满洲里防俄军前方总指挥部，委任丁超为前方总指挥，梁忠甲为防俄前方督战司令。至当年10月，各路军相继到位，军事布置基本就绪。据苏联情报员的精确统计，截止到10月1日，在整个松花江一线（包括同江和富锦地区）共部署了大约6000名官兵，在满洲里--扎赉诺尔 --海拉尔一线共有大约20000名官兵。 苏联三路进军：对东北军实施惩罚 1929年9月17日，布留赫尔签署了第14号命令，命令特别远东军必须在秋冬时节进驻国界地带，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为赶在松花江封冻之前结束战斗，苏军首先发动了同江一线进攻。 【（1）同江、富锦之战】 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决定首先对同江方向--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会合处的中国军队最强固的工事进行打击。作战目的是粉碎中国松花江舰队及其作战基地，解除它们对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地区的威胁。指挥员是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参谋长А.Я.拉平。 进攻同江一线作战的远东舰队投入了4艘浅水重炮舰和几艘炮船，3艘装甲快艇，1艘布雷艇，2艘扫雷艇和足够数量的登陆部队。 进攻同江之前，苏军首先占领抚远，以及抚远辖地黑瞎子岛，截断中国船只通过哈巴罗夫斯克城附近的黑龙江主河道。 10月11日，苏联巡逻艇经过松花江河口，中国河岸炮兵进行猛烈射击，战斗正式开始。12日夜色漆黑，远东区舰队和第2沿阿穆尔步兵师受命对华开战。5点50分舰船进入中国水域。6点刚过，第40航空大队和第68水上飞机航空队起飞，对中国同江守军进行轰炸。6点13分旗舰浅水重炮舰“列宁”号首先用重炮轰击中国舰只和江岸炮垒，随即“红色远东”号、“斯维尔德洛夫”号、“孙逸仙”号浅水重炮舰也开始炮击。 苏军炮舰占绝对优势，又有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持，中国守军的火力很快被压制下去。“江泰”号起火，“江平”号起火沉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国松花江舰队被击溃。2艘炮艇和2艘武装轮船被击沉，轻型巡江舰“江亨”号、受到重创的炮艇“利绥”号以及几艘武装轮船朝上游逃走（据东北军方战报，中方“江平”、“江安”、“江泰”号负伤，敌舰被击沉3艘，击伤4艘，击落敌机2架，双方都有伤亡，显然不实。如战果确实如此，那胜利者就不是苏方，而是东北军--作者注）。同江停泊场1座浮式炮台和1艘拖船和5艘满载军事物资的驳船被苏军俘虏。苏军只有1艘军舰受到重创。 在轰击中国舰只的同时，苏军炮兵轰击中国军队的阵地。“无产者”号、“布里雅特”号炮艇也参加了轰击。12日上午8时苏军全部登上中国江岸。中国军队开始进行惨烈的江岸保卫战。登陆苏军向同江城前进，受到激烈抵抗，正面进攻受阻。苏军一支分队绕过通向同江要冲部位的中国守军的主力，从东北方向进逼，另外的苏军迅速包围了同江城，并冲入该城南郊。进行简短交火后，便开始了残酷的街道争夺战。同江除临江的一面，三面被苏军包围。随后苏军出动扫雷艇，打开布雷区，出动2艘炮艇和2艘装甲舰通过同江停泊场。苏联军舰和飞机对中国守军狂轰滥炸，守军被迫退出阵地，沿河岸向上游富锦撤退。当天下午1时，苏军占领了同江。 在这次作战中东北军损失了250名官兵。苏军俘虏了大约150人（包括68名伤员），缴获10门野战炮和13门海岸炮，11门迫击炮，15挺机枪，大约200只步枪，大量的炮弹、子弹和各种军事装备。苏军死亡5人，伤24人。 苏联没有乘胜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是暂时撤回占领同江的部队，进一步观察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态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同时在外交上试探南京是否软化立场。张学良本来就想同意苏联派中东铁路正副局长的要求，以了结中东路纠纷。同江之战失败后，他又准备对苏联让步，恢复对苏联谈判。但口风一出，张学良立即受到外省的质疑和南京的反对。他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迎接更大的边境战争。14日增派第7旅驰援富锦（有的文献记载，第7旅协助海军收复了同江，不确。事实是第7旅驻守在富锦，直到苏军进攻后撤回--作者注）。 富锦集中了刚从同江撤退下来的第9步兵旅和新派来的第7步兵旅，以及第43骑兵团的2个大队，共有3300名官兵，12挺机枪，10门大炮。此外还有警察和民团。另有2个骑兵团在来富锦的路上。富锦修筑了强大的工事区，挖了三道战壕，修了火力点、掩体和掩蔽部。 10月底苏联特别远东军军事委员会决定，要彻底“消除这个城市军事力量的客观存在”。苏军兵分两路：第一路投入7艘军舰和2艘扫雷艇，摧毁驻守富锦的军舰和富锦防御工事；第二路直接输送登陆军队，投入4艘军舰和18艘运输船。 10月30日10时苏联飞机轰炸富锦中国松花江舰队，击沉巡江舰“江亨”号、武装轮船“江安”号和军事运输船“利川”号。中国守军进行英勇抵抗，打退敌人第一次进攻。第二天战斗直到下午4时，苏军也未能进入富锦，被迫停止进攻。东北守军怕被包围，弃城撤走。11月1日苏军入城。 这次战斗东北军队的1艘巡江舰、1艘炮艇、3艘武装轮船被炸毁，300名官兵战死，几百人负伤被俘；苏军方面陆、水兵被打死3人，11人负伤。 战斗结束之后，苏军炸毁了同江和富锦所有的军事目标：堡垒、营房、仓库和无线电台，使东北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恢复战斗能力。苏军指挥官说： “沿黑龙江一带的反革命匪巢被捣毁了，江岸堡垒被消灭了，松花江舰队被击毁而沉没了。”与此同时，苏军极力对当地居民进行宣传和解释，说他们对中国人民充满国际主义同情，中国的当权者是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是他们挑起了中苏两国的冲突。苏军还医治中国伤兵，埋葬死者，打开中国的仓库，把面粉和粮食分给中国的穷人。对自己的官兵则以入党入团来鼓舞他们同“帝国主义集团”作战的勇敢精神，在这次作战中共有80名军人加入了联共（布）。 11月6日苏军舰队撤回哈巴罗夫斯克基地，同江一线战斗结束。 【（2）满洲里-扎赉诺尔战役】 同江一线作战失败后，张学良督令东北防俄军加强西线防守。在满洲里及其郊区集中了第15步兵旅，1个骑兵大队，1个工兵连，1个通讯营和1个边防中队，总共有9000名官兵，18挺机枪，26门迫击炮，8门轻炮，1辆装甲列车。在扎赉诺尔有第 17步兵旅和第5步兵旅一部，1个骑兵大队和一批边防军，总共约6000名官兵，18挺机枪，18门迫击炮，17门轻炮，1辆装甲列车。在海拉尔车站部署着预备队，第1混成旅的1个团，第5和第17步兵旅的几个营和第3骑兵旅的1个团，共有5000余名官兵，36挺机枪，36门迫击炮，12门轻炮。这样，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一线有大约20000名官兵，72挺机枪，80门迫击炮，37门轻炮，2辆装甲列车，5架飞机。加上后备力量，东北军在西线大约有26000名官兵，140挺机枪，108门迫击炮，75-80门轻炮，3辆装甲列车，5-7架飞机。从军队人数上讲，东北军的有生力量超过苏联的2 倍。东北军民还构筑了广阔的工事带，在工事带建立了反击点，各个反击点都有许多火力点、永久性的避弹所和掩体，又通过堑壕和信道把这些火力点、避弹所和掩体连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避弹所和掩体用铁轨做顶架，上面加盖土层或石块。这些工事还辅助以宽4米的战壕，埋上地雷并附设障碍物，把阵地保护起来。东北军第15步兵旅旅长、西线督战司令梁忠甲放言：“我毫不怀疑，我们将打败红军，一直打到赤塔。” 苏联根据各种侦察得到的确切情报，迅速采取新的措施加强特别远东军，满载军队和包括坦克、飞机在内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向远东运来。在开战前的11月初，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包括：第21、35、36步兵师，第5独立骑兵旅、独立布里雅特-蒙古骑兵师、重炮师和第18独立工兵营，第9铁道兵团的1个营，1个坦克连，1个装甲营，第26航空大队，第6、25航空中队。军队集群共有6033把刺刀，1600口马刀，331挺重机枪和166挺轻机枪，58门轻炮和30门重炮，3辆装甲列车，9辆坦克以及32架飞机。 布留赫尔的最初方案是从海拉尔切断满洲里-扎赉诺尔军队集团的后方，从背后成块成块地消灭东北军。莫斯科赞同预案原则，但拒绝将打击方向选在海拉尔。建议特别远东军军事委员会拟定第一阶段的具体打击计划，要较少地突入纵深，应更加适合于投入有限力量和外贝加尔军队集群的能力。这一建议的原则体现了苏联政府的总路线--努力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在被迫发生冲突时，作战行动也只限制在边境地带，不给国际舆论造成攻击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纵深的最小的借口。 根据莫斯科的建议，特别远东军选择扎赉诺尔为打击方向。11月12日特别远东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最近期间在满洲里-扎赉诺尔地区大量的中国军队和白卫军频繁调动。他们指望在满洲里周围建立工事来打击我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赶在敌人之前，实行主动作战，粉碎其集结起来的武装。此次战役的胜利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瓦解所有地段上的中国军队，将促使中国居民最穷苦阶层的情感向有利于我们的转变，创造满洲地区正面的社会舆论，以便通过和平途径加速解决被拖长了的冲突。此外，还将对我们的敌人鲜明和强烈地展示我们红军的战备水平、果敢精神和优势地位。”概括地说，就是用实力教训中国当局，必须按照苏联的条件，迅速解决中东路问题。 11月14日，外贝加尔联军司令沃斯特列佐夫在紧靠满洲里的苏联大乌里车站召集外贝加尔联军军政成员会议，布留赫尔出席。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作战计划：从北、东、西三面封锁满洲里部队；切断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之间的铁路，割断两处军队的联系；以第 35步兵师为主力从北方进攻扎赉诺尔，同时阻断东北守军退往海拉尔；骑兵旅包抄扎赉诺尔的南郊，与主力部队相互配合，消灭扎赉诺尔城内驻军。然后，将主力部队合兵一处，消灭满洲里城内的守军。 此外，特别远东军还动用了强大的炮兵和空军。仅其主攻部队第36步兵师就组建了约30门大炮的炮兵群。出动了第26航空大队、第6和第25航空中队，负责侦察，对东北前线部队和预备队及其工事进行轰炸和扫射。 11月16日零时苏军各作战部队被运送到预定位置。在发起进攻前的几个小时，苏军的党政工作人员进行战前政治动员，特别强调“对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应当表现出阶级同情，不允许粗暴地对待他们”。这一项要求表明，苏联为战后能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预先留出余地。 苏联通讯社对外播报：11月15日中国军队以约一个营的力量在第86号会让站企图发动进攻。进攻被苏联边防军打退。中国军队准备从16日夜到17日以大批兵力在大炮支持下进攻阿巴该图也夫斯卡亚车站和第86号会让站。这条虚构的消息实际上为苏军发动越界进攻蒙骗世界舆论，也是苏军发动全面攻击的信号。消息一播发完毕，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就下达了“回击”“玩火者”的命令。满洲里-扎赉诺尔战役随即开始。 11月17日夜，作为先头部队的伏龙芝步兵团的一个支队首先从苏联第86号会让站东南方越过中苏边境，一个工兵连紧随其后，恢复了第86号会让站与满洲里车站之间的铁路（东北军为防止苏军进攻摧毁了这段铁路），“苏陆空军及34辆坦克，猛攻满洲里”。东北守军开始猛烈抵抗。苏军一路在南线进攻，一路在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列车的配合下向满洲里工事区以北的要冲部位推进。另有一支苏军从东边绕过城区；而从阿巴该图出发的苏军进入满洲里工事区的南段与负责侧翼进攻的另一路苏军会合，切断满洲里与扎赉诺尔的铁路，使满洲里失去了与扎赉诺尔的联系，满洲里守军的出口和退路全被封死。 在包围满洲里的同时，17日夜，苏军主力第35、36步兵师等精锐部队从西北方向对扎赉诺尔发起进攻。两连驻守高地的中国军队，将敌人先头部队阻止在高地之前。苏军派出支援部队实行侧翼进攻，也被中国守军打退。激战到中午12时，苏军出动2辆坦克冲上高地，配合步兵作战，最后夺取了高地。随后苏军沿着铁路线向扎赉诺尔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则利用战壕和石垒掩护，猛烈射击来犯之敌，有效地阻止了苏军的前进。 从扎赉诺尔东北方向进攻的苏军第35步兵师接连占领了几个高地，保证其他部队侧翼进攻。一个营的苏军迅速迂回前进，占领了扎赉诺尔和嵯冈之间的铁路会让站，并挖壕坚守，割断了扎赉诺尔和海拉尔的联系。这样，西线的三个军事要地满洲里、扎赉诺尔和海拉尔被苏军分割开来，整个西线的东北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将三个军事重镇分割开后，苏军将作战的重点首先选定扎赉诺尔，集中优势炮火对中国军队阵地开始猛烈轰击，为步兵、骑兵冲锋开辟了道路。下午5点钟扎赉诺尔车站失守。苏军转而从南面向扎赉诺尔防御工事的后方展开攻击。扎赉诺尔守军感到被包围的威胁，进行猛烈的反冲锋。苏军炮兵用霰弹直射密集的人群，并集中大批骑兵从侧翼袭击，守军在反冲锋中伤亡约200名官兵，39人被俘。苏军也有70名官兵伤亡，其中包括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骑兵连长皮里平科。这是自中苏发生边境冲突以来苏军所蒙受的最大损失。苏军一举拿下扎赉诺尔城的尝试被粉碎了。 入夜后，布留赫尔命令外贝加尔联军将攻城时间推迟到天亮。该军司令部重新进行作战部署，政治部与党团组织再一次作了政治动员。11月18日8时炮兵准备就绪。苏联空军和炮兵对扎赉诺尔进行更加猛烈的轰炸。据东北军当时的报告，苏联出动“飞机27 架，步骑炮兵3万余人，坦克车20余辆，向满洲里、扎赉诺尔同时进攻，我军死力奋战，伤亡甚重，现正在激战中。敌飞机还炸毁票车，满站无线电台及胪宾县署，乘客商民亦死伤甚多。”苏骑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冲击。西线东北防俄军司令部投入大批预备队，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在一整天的激战中，东北军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季英负伤自杀，全旅付出重大损失后，退往嵯冈车站，会同第2军“与敌相拼”。扎赉诺尔为苏军占领。 11月19日夜，苏军做短暂休整后回头进攻满洲里。第36、35步兵师向西北方向沿铁路线推进。第5骑兵旅实行纵深迂回，绕到满洲里西南，从那里向市区进攻。在扎赉诺尔东南方向留下断后部队，以备阻击从嵯冈和海拉尔方向西上的中国军队。 完成对满洲里的包围后，沃斯特列佐夫要求梁忠甲率部投降。梁忠甲拒绝回答，决定依靠构筑的工事进行保卫战。为拯救陷入重围的梁忠甲，西线东北防俄军总指挥胡毓坤从海拉尔派出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满洲里增援，并派飞机给梁忠甲报信。但飞行员误将信号筒投在苏军前沿阵地。布留赫尔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命令外贝加尔联军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据守满洲里的防俄军。 梁忠甲不知援军将至，决定突围。11月21日，他将军队分成两个纵队，一个纵队向东突破，吸引苏军。其余约4000人，向东南方向沿铁路线突围。苏军对突围部队，集中机枪射杀、野炮轰击，并以5-6架飞机的编组，轮番轰炸和扫射，并出动独立布里雅特-蒙古骑兵师从侧翼袭击。在重重火力的打击下，突围部队400余名官兵阵亡，不得不放弃突围计划。苏军遂对满洲里城区展开决定性的进攻，在大批坦克的配合下，集中步兵从东、西、东南、西北四面向城区突进。梁忠甲所部全面溃败，他被苏军俘获；只有一些个别部队仍然进行激烈反抗，很快被苏军大炮和坦克镇压下去。外贝加尔联军司令部要求梁忠甲无条件投降，谈判在日本领事馆进行，梁忠甲当面向沃斯特列佐夫交出了武器，成为战俘。 11月20日晚，布留赫尔向苏联军事委员会报告说：“11月18日占领扎赉诺尔……经第二次打击于11月20日占领满洲里城。尽管我军占有技术优势并实现完全包围，敌人仍然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扎赉诺尔和满洲里被敌人加固得坚不可摧，以致野战炮和榴弹炮无法打穿战壕和堡垒的护板。尽管如此，第15和第17混成旅15000名敌人还是被彻底歼灭了。战斗中共俘虏8000余名负伤（约1000名）与未负伤的战士和包括西线督战司令兼第15旅旅长梁忠甲及其司令部军官约250名，打死约1500名，冲出包围者不到2000人。缴获大炮30门，装甲列车 2辆，以及大量的军事物资。我军战死123人，负伤605人。我们打了一场漂亮仗。”报告证明，东北军作战是空前顽强的，组织这场作战是空前认真的，但遭受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对东北军来说，更是空前的。 突围出来的东北守军在嵯冈车站与胡毓坤派出的先头部队相遇，他们饥寒交迫，精神沮丧，溃不成军，严重挫伤了嵯冈的部队士气。在嵯冈已经不能再战。胡毓坤于11月22日抛弃嵯冈，将军队撤回到海拉尔。东北当局责令胡毓坤在海拉尔、兴安岭、博克图设立三道防线，以期稳住西线局势。 布留赫尔命令沃斯特列佐夫率所部继续东进，消灭海拉尔中国守军。11月26日，大量轻重汽车和装甲列车满载苏军，从扎赉诺尔直向海拉尔追来。但中国部队于25日撤出了海拉尔。27日苏军进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 原来，11月19日满洲里失守后，张学良不听南京禁令，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设法与苏联外交部接洽，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主动放弃海拉尔，避免一次流血冲突，是张学良为了尽快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作出的明显姿态。但布留赫尔穷追不舍，派出空军紧随中国后撤的部队一路轰炸。为能轰炸博克图，苏军将飞机场从大乌里迁到海拉尔。苏军飞机又从海拉尔起飞，不断轰炸博克图，使当地军民继续付出无谓的流血牺牲。 【（3）绥芬河-密山之战】 11月17日苏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同时，在东线开始了对绥芬河-密山一线作战。 进攻绥芬河-密山一线的苏联特别远东军主要集中在兴凯湖地区，称兴凯湖地区联军。其中有第1 太平洋步兵师、第9独立远东骑兵旅，以及由第5歼击机大队、第40轰炸机中队和第9航空队组成的空军编队，总共有2800名步兵，960名骑兵，131挺轻重机枪，36门大炮，25架飞机。东线东北防俄军主要集中在以密山为中心的密山-太平镇-梨树镇一带，在绥芬河驻扎着前沿防敌部队。到11月中旬，东北当局向这里调集了步兵16500人，4000-4500名骑兵，124挺轻重机枪，94门迫击炮，28-34门各种口径的大炮，2辆装甲列车。此外，在后方还有大约8000名官兵，24挺机枪，24门迫击炮，18-20门大炮，5架飞机。与同江地区和满洲里战区一样，在军队数量上，东北军虽然占优势，但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却在苏军方面，特别是炮兵和空军，苏军占绝对优势。应当指出的是，参加作战指挥的还有1923-1927年曾在华任苏联军事顾问的阿·伊· 切列潘诺夫。与布留赫尔一样，他也是对中国军队了如指掌的人，是从俄国内战中成长起来的打运动战的高手。此线苏军基本作战方针仍然是充分发挥苏联空军和炮兵优势，用骑步兵分割包围、空军和炮兵集中轰击和扫射，尽量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惩罚中国军阀”的目的。 11月17日6点40分，苏联第19航空队的机群出现在密山机场的上空，进行密集的轰炸和扫射，支持苏军步骑兵进攻。苏大批骑兵和骑炮兵沿着河谷，越过中苏边界，发动突袭。东北军没有在河谷地区修建工事，也没有屯驻大部队防守，苏军第9骑兵旅没有遇到大规模反抗就深入到中国境内。东北军第2师举行几次冲锋阻止苏军前进，都被苏军火力压制下去。从下午3点钟苏军抵达密山西部要冲部位后，其后续部队也相继到达作战地，控制了城南的制高点，对城市进行包围，并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城区。东北守军进行一阵抵抗后，沿穆棱河谷撤退，苏骑兵追杀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阵亡约500名官兵。当天傍晚，苏军占领密山。18日太平镇失守。在整个作战中，东北军伤亡约1500名官兵，被俘135人，还损失了大量枪炮、骡马以及其他作战物资。苏军损失微乎其微。 密山战役是击溃战。苏军消灭了密山的军事设施后撤回了苏境。但占领海拉尔的苏军不撤，继续保持对东北当局的高压态势。 惨痛教训：攘苏为“九一八”留伏笔 从1929年10月12日同江战役开始，到11月27日海拉尔失陷，连同战役的间歇时间，中苏这次边境战争历时40余天。这次战争，从苏联方面看，进行的是对华局部边境战争，苏军入侵中国边境的“作战地区始终限制在中东铁路两端各自大约200英里的范围”，但它打的却是“惩罚性”战争：完全歼灭作战区域内东北军的有生力量并彻底摧毁所有军事目标，使东北当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恢复作战能力。因此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苏军俘获和杀伤东北军近2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事物资，摧毁了松花江舰队，还将同江、富锦以及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等地的所有军队的营房、堡垒以及通讯设施等各种军事目标彻底毁掉。此外，还对一些东北边境城市实施狂轰滥炸，“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同江被炸成“一片焦土”。 满洲里陷落，海拉尔被占领，张学良只有一条路--与苏联议和。他顾不得南京不得局部交涉的禁令，命令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立即与苏方联系，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苏联方面提出立即恢复铁路原状、恢复苏方铁路局长和副局长权力、释放所有被拘捕的苏联公民三项先决条件。只有接受这三条，苏联才考虑谈判问题。东北当局一一接受。12月22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伯力议定书》和《补充协议》，按照《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恢复了铁路原状和苏联驻东北地区的所有领事馆，释放苏方被捕人员，将苏联点名的白俄头目驱逐出境。这一切都兑现之后，苏联交还了战俘。1930年1月占领海拉尔的苏军撤退回国。张学良除了损兵折将外，什么也没得到。所得到的是惨痛的教训。教训就是：作为军阀混战中最强悍的东北军，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导致了日本关东军提前动手，在战后不到两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后果。 孙科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时说：1927-1932年“是中苏关系恶化，双方误会最深的时候。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中苏两国在此时期不但失掉很好的合作机会，而且种下不幸的恶因；民国十六年，在中苏绝交后四年，即发生'九一八'之沈阳事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中国，占领东北。我们回溯此段不幸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侵略。” 张学良晚年回顾这段痛史时说：“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不是扩张，说扩张这不对。那时，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我同俄国打，开始时打胜了，打胜后，他们把军队指挥官换成了加伦将军，军队都换了。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第的旅，全灭。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让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是谁“整我们呀”？当然是指蒋介石。蒋介石鼓动“武装夺路”于前，制止“局部交涉”于后，张学良都言听计从；蒋介石说苏联根本不会打，张学良内心在打鼓，还是硬撑，这就将本来可以谈判解决的问题，酿成一场边境战火。千秋痛史，英雄扼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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