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区，曾有人说过："从战场上完整走下来的人，不是幸运者，只算是幸存者。这种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战友的鲜血和生命。"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留下真实的姓名。现在北方某城市公安系统工作的我，有义务把他们的事迹告诉给后人。 战争爆发了 那年初冬我还不到21岁，刚被提升为班长。看着别的班紧张有序地训练，总感觉自己几个人实在别扭，特别是那三个扎眼的“新兵蛋子”--乔俊、何国庆、吴岗。 乔俊是市郊兵，活泼得有些不好管理；何国庆戴着副眼镜，一副柔弱的样子;吴岗是个农村兵，参军前连县城都没去过，新鲜事物接触得少，看什么都稀奇，尽管人很朴实，可还是老出洋相。 训练强度越来越大。练习投弹，战士们都疯了似的甩，胳膊轮圆了猛甩，第二天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印象中，实弹射击好像比平时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子弹也发得比以往多了许多。 没过多久，部队开进的命令下来了，往南，到边境上去。我和战友们在南下的车厢里迎来了元旦。晚上，乔俊他们坐在窗口旁默默地抽着烟。吴岗呆呆地看着夜空里的星星，他说这样他娘能看到他。靠在车厢一角的“眼镜”--何国庆，捧着本书，依旧默默地看着。 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 2月17日的凌晨，我们连分散隐蔽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的树林中。战友们三三两两地蜷缩在阴冷的战壕里。在这片不大的树林里，除了我们，还潜伏着其他几个兄弟连队，我们默默地等待着出击命令。 快4点的时候，乔俊摸索到我身边，靠着简易战壕坐下。我们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班长，有件事，我早想和你说了。入伍前，有几个哥们来看我，我想请他们喝酒，可又没有钱，我就到我爸厂里偷了点电线，用火烧了化铜，卖了二十多块。到了前线，看见弟兄们想的干的都是准备为国家流血牺牲，这事就成了我的心病。我攒钱了，有14块，放在我的挎包里。这次我要是'光荣'了，班长，你就帮我把钱凑齐，还给工厂吧，千万别让我爸知道。”接着又塞给我一个写有工厂地址的纸条，就猫着腰跑开了，我本想叫住他，可乔俊很快便消失在茫茫雾气之中了。 过了5点，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那声音有点像天边的闷雷。看来兄弟部队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 5点20分，我们在连长的指挥下，跨出简易战壕，开始搜索前进。我平端着冲锋枪走在全班最前面，紧跟着的是乔俊，再后面是吴岗…… 刚开始，我连的位置还算是靠前的，可七转八转，我们就转到了大部队的后面。看着友邻部队一路向南，战士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老乡兵的时候。 人是怕死的，可当兵的上了战场，捞不着仗打，那滋味比死还难受。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大山里乱转，搜剿残敌。大部队过后，残存的越军和特工经常袭扰我后方部队。我连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2月24日，一上午，我连遭到了四次零星的炮击，是迫击炮干的，准确度差得惊人，我方没有人员伤亡。上级通报附近可能有残存的越军，让我们上。侦察的四班副回来报告，说附近山头上发现有小股越军活动，似乎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刚才的炮击可能是巧合。 我们排迅速越过尖刀班，向有敌情的高地摸去。这个高地周围大约有一段四五十米的开阔地，原有的飞机草都被清理干净了。高地上有一座A字形地堡，约50米开外的山坡上还有一道环形战壕，估计越军至少有两个班的兵力。 我连后续人员陆续接近无名高地。连长命令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它。我们几个班、排长开始向连长靠拢，听他布置任务。连长命令:我排一、二班从正面分散接敌，三班和指导员他们从两侧迂回佯攻高地;三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在我排一、二班后面跟进。 我们班的任务是强行通过环形战壕下面的开阔地，夺取战壕后，以战壕为依托，配合二排干掉地堡，夺取整个无名高地。 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都很兴奋，也没想过打仗会死人。吴岗异常亢奋，四下张望着，很不老实，我和“眼镜”不得不把他按在地上。半个小时后，高地两侧突然响起了枪声，几秒钟的时间就响成了一片，很密集。吴岗一听那边打响了，跳起来就要冲，被我一把拉住，拽了回来，又按在地上。一会儿，高地战壕里有人影晃动，越军扛不住了，开始向两翼分兵布防。我回头命令道：“把保险都打开！”“冲啊！”我和战友们开始向高地冲击。 机枪火力 我跑在最前面，就是端着枪一直跑，那几秒钟是我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我是班长，我得带头冲，要死，也得先死我……”很快乔俊超过了我，冲到了最前面，眨眼工夫便把我们落了一大截。也就是我们几个发起冲锋后几秒钟的样子，敌人的机枪也响了。我能感觉到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没准哪发就是给我准备的。 乔俊投出一枚手榴弹，硝烟还没有散尽，我们就已经冲过了开阔地，乔俊已经接近了战壕。正当他的右脚刚刚踏上壕边时，一个趔趄栽了下去，重重地摔在战壕下面的一个土坑里。二排长他们也开始通过开阔地了。我们不停地把一排排的手榴弹投向战壕，用不间断的爆炸来压制敌人的机枪火力。这时，乔俊又突然从土坑里跃起，像头受伤的豹子，几步便蹿上了壕沿。他在烟雾中紧紧抓住了敌人一支发烫的枪管，死命地往上举，往回夺。同时，头也不回地大喊:“班长……快上啊！”敌人的机枪手也紧抱住机枪不放，跟他来回争夺。乔俊左手攥着发烫的机枪枪管，右手用步枪托狠砸着敌射手的盔式帽。我跳入堑壕，发现此时敌机枪副射手正用冲锋枪对着乔俊，便当即给了他一梭子弹。子弹从右腋下钻了进去，第一次杀人，相距还不到4米。可是，那家伙在倒地的那一刹那也扣响了扳机，乔俊在弹雨中抖动了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堑壕边上。二排长他们利用乔俊打开的口子也冲了上来。一个越军猫着腰刚要钻进壕壁上的猫耳洞时，便被一班长一刺刀扎在肩膀上，接着，二排的一个小战士上去就是一枪托，那越军顿时瘫软在地上。 副连长带着三班、四班也把战壕两端占领了。他跑过来，命令我班迅速做好爆破地堡的准备。趁这机会，我赶紧拉着“眼镜”去找乔俊。乔俊抱着步枪侧卧在堑壕下面的土坑里，蜷曲着身子，轻声呻吟着。上衣前襟和一条裤管都被血水浸湿了，他身中四弹。我急忙解开他的衣扣，锁骨下面的伤口，随着呼吸还不断地涌着血。右腿膝盖附近的弹洞周围凝聚着黑乎乎的血块。 “眼镜”紧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颤抖着的双手撕了几次才把急救包撕开。我叫“眼镜”托起乔俊的上身，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可锁骨下的伤口怎么也止不住出血。我让“眼镜”按着，一步也不准离开。然后，我提上乔俊缴获的机枪转身翻进了战壕。 这时，山头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静得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越军似乎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冲锋。二排的两名爆破手在全排的火力掩护下，跃出战壕，敌人依托着地堡，有目的地射击着，两名爆破手相继中弹负伤。吴岗把六枚手榴弹缠在腰间，又用绑腿将三节爆破筒捆在一起，第二次跃出了战壕。全排的各种火器，比先前更凶猛地吼叫起来，用火舌舔着地堡的入口和射击孔。我手上的机枪也对着地堡的射击孔不停地射击。这时，“眼镜”哭着跑了过来，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眼镜”不住地摇头，我火了：“你不看着他，跑这来干什么？”他扯着嗓子哭叫着：“看什么？看着他死？”就在这时，一发流弹击中了“眼镜”的头，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亡就在瞬间发生。就这样，我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 与此同时，高地上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紧跟着又是一次大爆炸，敌人的机枪戛然而止。我和战友们顶着灼人的热浪冲了上去。吴岗拖着一条伤腿在硝烟里摸索着。 最后，我们攻上了满目疮痍的高地。在战壕和残毁的工事里一共找到32具越军的尸体和一些令人作呕的尸块。我也失去了乔俊、何国庆等13位战友。我带着几个战士去看乔俊，他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原本开朗乐观的脸庞憔悴得叫人难以辨认。我摸了摸他的胸口，血已经凉了。多年以后，早已脱下军装的我常常在梦中惊醒，时常想起乔俊、何国庆他们。 24日的战斗，使我们这些初上战场的毛头小子，开始成熟起来，机警起来。依旧有人惧怕死亡，可更多的还是仇恨。朝夕相处的战友，转眼间便撇你而去，特别是那些有老乡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所要承受的，要比我们这些人更大一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连又参加了几次小的战斗，基本上就是搜剿、掏洞子之类的。我们以轻伤四人的代价，毙敌19人，俘敌一人。 退入树林深处 2月27日，我军开始还击越军。兄弟部队于29日攻占了高地，残存的越军退守。我连在团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 连日来，大家的情绪很高。24日战斗的阴影早已经淡化了。在子弹乱飞、每走一步都可能踏上地雷的战场上，过于感性的思绪，往往是危险的。作为班长，我常用自己的方式和同班的战友们交流着，拍拍肩膀，握握手，我们便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力量。 3月1日傍晚，我连到达559高地。几天前，兄弟部队曾在这里与敌人进行了一场血战，最终敌人被我们赶到了河南岸。16点刚过，部队又要出发了。连里得到的命令是:“迅速插向公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为了完成此次任务，上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无后坐力炮排和一个重机枪排。16点30分，全连开始接敌。二排长带着他的人沿高地西侧的小路钻进树林。连长给他们增加了一挺重机枪、两门无后坐力炮和两个火箭筒。几分钟后，三排跟在二排的后面，也进了树林。我们排在副连长的带领下，直插而进，目标是那儿的一座公路桥。 3月2日凌晨，大雾笼罩整个战场，我们在暗夜的掩护下，插到了河边。副连长带着两个人，朝河边摸去。全排静静地等在树林里。不久，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是二排和一排，他们与敌人接上火了。半个小时后，副连长气喘吁吁地摸回了树林，我们几个靠过去。副连长一边揩着汗水，一边骂道:“娘的！哪有什么桥，就几个水泥墩子戳在那……”“说不定被二团的人给炸了？”排长插了一句。 正当大家商量对策时，负责警戒的三班副猫着腰跑了过来：“敌人，二十多个，过来了……”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发现，200米开外，一群越军提着油灯，正沿着河岸缓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隐蔽的这片林子，与河岸平行，最近处不过三十多米。在副连长的指挥下，全排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黑夜，提着油灯的敌人是一个绝好的射击目标。大家静静地等待着，大气都不敢喘。当走在最前面的敌人靠近我们只有二十多米时，排长首先扣响了扳机，接着，全排各种火器响成一片。走在最前面的几个越军首先被击中，接着一发炮弹呼啸着从我身边窜过，打在最后一名越军的脚下。紧接着，又是一发……很快河岸那边便静了下来，黑暗中偶尔传来几声痛苦的呻吟。“撤！”我们在副连长的指挥下，退入树林深处。 我们在高地以西无名高地的山脚下，遇到了二排的一个潜伏组。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排在二、三排之间投入战斗。冲锋发起前，我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二排长，他身中四弹，用两件雨衣包裹着，旁边是他们排的张潮和一个眼熟但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战友。两名重伤员陪伴着他们，守在一旁。 二排长是辽宁沈阳人，说话总带着很浓的“苞米”味，听着十分亲切。用他的话说:“山海关外皆同乡。”所以我俩的关系一向很好。几天前，面对索然无味的稀饭，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道:“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粉条子……”然后便是傻呵呵的一笑。本想打完仗，好好和他吃一上顿的，现在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第三次冲锋发起了。我们排沿着冲击路线，很快越过了两个高地，经过几次打击，守敌已龟缩向主峰，三个排像三把尖刀直插主峰。重机枪排的火力死死地罩住峰顶，越军的还击越发显得无力，他们在主峰上只有一道战壕，而此时，我们已经进来了。在这条百余米的战壕里，横七竖八地倒着十多具尸体。三排在一个坍塌的隐蔽处抓到了个俘虏，他的鼻子被弹片削掉了，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血沫随着喘气四散地飞溅着。 关于河上的那座桥，后来成为我们排永远的遗憾。我们以为它被兄弟部队炸了。可后来才知道，在我团前面的10公里河段上，一共有两座桥。副连长他们找错了。真正的目标就在断桥下游5公里处。后来团里又组织了几次炸桥，但都因为越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最后，桥是在3月7日早上，由友军的一支工兵分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炸毁的。 无一伤亡 3月4日中午，我连在营的编成内，攻占了河南岸的高地。大战过后，全连奉命利用越军工事就地转入防御。午后，炊事班从河北岸送来两桶米饭和一些腊肉。大家用芭蕉叶包着腊肉饭团，美美地吃了一顿。 饭后，全排以班为单位，构筑防御阵地。大概是快傍晚的时候，一班担任警戒任务的机枪组，突然离开了他们的射击阵地，朝排长那里跑去。我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麻烦，便让副班长刘兆军继续带领大家构筑工事，自己一个人朝一班的防区跑去。一班长把我拽进堑壕，并指示了目标。 大约1000米外，河东岸的小桥旁有两个人，正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由于距离太远，敌我难以辨别。几分钟后，排长和一班的那个机枪组过来了。排长用望远镜观察，判明那是敌人，并发现在他们身后的树林里还有人影晃动。不久，出来侦察的两个敌人溜回了树林，再也没有出来。按着排长的命令，我们班隐蔽在河西岸距小桥约100米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20米处，左侧是一班，右侧是三班。半个小时后，约一个排的越军呈一路散开队形向小桥接近。四名越军与本队拉开50米的距离走在前面。我旁边的刘班副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回头看了看排长，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敌人。我用脚轻轻踢了他几下，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身后随即传来了排长的低声训斥：“二班，注意隐蔽！”不久，敌人开始通过小桥，我数了数正好20个，清一色的冲锋枪。100米、80米、60米……随着敌人的一点点靠近，我的额头也开始渗出汗来。当他们走到距我班阵地50米处时，排长下达了射击命令。刘班副首先扣响扳机，二班、三班、一班随即响成一片。越军一枪未放便被撂倒了十几个，余敌有的向无名高地山脚下的草丛里钻，有的躲在田埂后面，向我们射击。我连位于332高地北侧的迫击炮开始压制越军火力，重机枪封锁小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名越军边打边撤进竹林旁的一所茅草房，但此处很快便被迫击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我们班从西、南两个方向接近草房。我和战友桑多（藏族）悄悄摸向房后。就在此时，三名越军喊叫着冲了出来，正撞上了向门口靠近的刘班副，刘兆军先敌开火，将三名越军击毙。一班和三班的战友在排长的带领下冲过小桥，在树林里又打死了几名越军。傍晚时分，战斗结束。我排无一伤亡。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一共找到了24具越军的尸体，一班从树林里扛回了两门迫击炮和四十几枚炮弹。 3月6日上午，我从指导员那里听说了新华社播放撤军声明的事，看来我们要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开始回撤。 我排的最后一次战斗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天我排在营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临近中午，我们在山路上突然遭到袭击，全排迅速展开搜索。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喊到“左前方，100米，敌人！”寻声望去，发现几名越军正向树林深处逃窜。全排迅速组织火力追击，打倒了五个，余敌很快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凯旋回国后，连里开始“论功行赏”。我们班报了两个，乔俊、吴岗。战友们推举我，可我不敢，面对死在南疆的战友，活着的人，没资格躺在烈士鲜血染红的功劳簿上。其他连、排也有“推功”的现象，大家似乎不约而同，活着的让死了的，健全的让伤残的。先前我们几个曾商量给何国庆烈士报个三等功，可最后还是放下了。连里光荣了二十几个，该默默无闻的就让他们默默无闻吧，有辛酸，有无奈，可部队也有制度。 一切还算顺利。乔俊被追认为一等功臣，吴岗荣立二等功。 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到了离别的日子，大多数战友选择了转业，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继续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几年以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日子依旧平静，再也没有什么大的风浪。每年送走老兵，迎来新兵。新兵一到，先进连史馆，每次我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见那些战死沙场的弟兄们了。 1993年，服役已16年的我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系统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第一个妻子也离开了我。我妈说我煞气太重，杀戮太多。她常常到市场上买一些青蛙什么的小动物放生，说是能替我赎罪。但我还是比较欣赏美国人的一句信条“为国杀戮，上帝也会宽恕你的”。 我们那一批军人，脱胎于和平，成就于战争。但我相信和平之神终究会帮助人类抛弃所有的军人，毕竟“和平”才是军人胸前一枚最大的军功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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