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到妓院，估计一下能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我是个善良的人，为了防止你去真正的不良场所进行“深入研究”，我决定用我所学来正确地引导你。你别笑，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真正研究起来，我认为要比考证谁是秦始皇的亲爹有价值得多。 妓院是女性出卖肉体的场所，它所书写的故事要比我们看到的和想到的残酷一万倍，它影响了无数女性的命运，甚至影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 但妓院并不是娼妓的渊薮，根据史家研究，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娼妓都发源于宗教卖淫。宗教卖淫最早流行于古巴比伦，女子为了表示对神的虔诚，就在神庙里贡献自己的贞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写的《历史》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古巴比伦不同地位的女子，不管尊卑贵贱，都必须在神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庙妓。这些庙妓大多是妙龄女郎，她们用绳子串成花冠戴在头上，在庙中一排排坐好，中间空出一条条的路，让那些参拜神灵的人能在中间走过。拜谒者进入庙里后，便可以在庙妓中挑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如果觉得哪个好，只要把一枚银币抛置在那位庙妓膝下的围裙中，那个庙妓就要立刻站起来，随着他走到女神前。那个男子便以米利达女神的名义要求和她做爱，庙妓没有权利反对。这是所有女子应尽的义务，即使是最高贵最富有的女子也只能这样。与男子完事后，那个女子也算完成了庙妓的任务，可以摘除头上的花冠，恢复自由回家去。 看完这段描述，相信有些男性已经热血沸腾了，凡是有此反应的人建议不要再继续阅读了，因为这至少表明你没有把心态摆正。事实上，宗教卖淫并不是为了满足男子的性欲而设的，只是借助这个仪式来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由这一点来看，“宗教卖淫”和后世的娼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在中国殷商时期，也有一群类似“宗教卖淫”的女子，名字叫巫娼。透过这个名字我们能感受到一股邪味儿。“巫”指的是女巫师，这类人通常权高位重，掌管着祭祀，并兼职为主人卜筮、治病。知道了这些，巫娼的意思也容易理解了--她们借着与神灵相通的名义，通过妖艳的外表，能够魅惑男子。但不是每个巫娼都有魅惑男人的本领，后来“巫娼”就逐渐分离开来，善于装神弄鬼的专职当巫婆，喜欢扭屁股的便改行做起了皮肉生意。 二 说到娼妓，大多数人脑海里都会冒出那些衣着暴露的妖艳女子。其实娼妓不光是指女的，它分为男妓和女妓两大类。本文主要讲女妓。 女妓就是妓女，在中国古代，妓女指的也不全是那些做皮肉生意的，还有艺妓和色妓之分。艺妓主要从事表演活动，工作性质和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差不多；色妓就是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娼妓。倘若再细分，中国古代妓女则可以分为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 宫妓是宫中服务于皇帝的妓女，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妓女，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妓女，家妓是达官贵人家庭供养的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妓女，而民妓，就是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的妓女。 这五类妓女中，前三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系官厅所设，为公家所有物。按照今天的话说，是体制内的，能列入国家正式编制(乐籍)，吃的是财政饭。这些人地位虽然卑贱，但生活有保障。后两种尽管没有捧着铁饭碗，但相对较自由些，不向国家伸手，不给政府添乱，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先说宫妓和官妓。 三 宫妓，犹宫女。因宫女多能歌舞，故称。由此可以看出宫妓不属于皇帝配偶范畴，只要皇帝愿意，随便一个宫女都有可能被他临幸。有人为此表示不理解，皇帝后宫佳丽众多，绝对够他一个人忙活了，哪里还用得着宫妓。按理讲是没错，可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女人绝对是多多益善，玩不过来关在屋里发霉也不愿让别人碰。在女人方面，男人表现出来的自私尤为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踌躇满志的他开始醉心于酒色，在关中，他的离宫有三百所，关外的更多，有四百所。这些离宫内，“皆有钟磬、帷帐，妇人倡优”，共计“数巨万”人。这些妙龄女子，不但每天要为秦始皇歌舞弹唱，还要随时供他淫乐。 有了前人做榜样，到了汉武帝做皇帝，自然也不甘示弱。当时他宫中有美女18000人，其中宫妓占了不少。更要命的是，汉武帝这个人宁肯三天不吃饭，也不可一日无女人。真佩服他玩了这么多女人还能精力充沛地对付大臣和处理国家事务。 汉武帝之后的元帝、成帝、桓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在荒淫好色方面很有天赋，不知他们是否都遗传了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习性。 东汉末年，诸侯争霸，魏蜀吴三国鼎立，其中以曹操为首的魏国实力最强。曹操在打拼天下的时候，遇到过不少挫折，好在最后都挺了过来，也算是事业有成吧。他唯一忧虑的是人无法像神龟那样长寿万年，只能借酒感叹“人生几何”。好在曹操没有像有些皇帝那样靠嗑药来追求长生，他对生老病死看得很明白，知道人终究会归于黄土。他只希望能够延年益寿就可以了，即使活不过乌龟，活有乌龟一半的时间也不错了。曹操选择延年益寿的方法是靠房中术，效果如何不好说，但过程肯定要比嗑药爽。他的儿子曹丕得到了老爹的亲传，也比较相信这一点，所以有人说曹操父子尽管很有才，但是都不正经。这也怪不得他们，从道德的角度看，那些嗑药的也不见得比曹操父子多高尚。说不定人家想等长生不老再好好享受呢。 玩女人玩出规模效应的要数南北朝时期。那时候很多国家实力虽然不强，但后宫力量相当庞大。如后赵君主石虎，当上皇帝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抢美女，据说宫中美女多的时候能达到10万以上，很多都是母女一起被捉来的。我不怀疑石虎有能力和精力抓来这么多，但我疑惑的是这么多人都住哪儿啊，哪怕全住集体宿舍也够当时房地产开发商头疼的。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宫妓的概念继续扩大，很有可能连锅炉房烧火的大妈也得算上。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的梁、陈的所有宫妓都被隋接管下来。隋文帝对女人不感冒，用不了那么多，就把其中乐工、歌伎释放掉。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好的，结果却不怎么地，因为当他儿子隋炀帝继位后，还没等那些人把家里的炕暖热，又都被召集回来了。老子用不了，不见得儿子用不了。 唐朝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都是沿袭隋朝，直到唐玄宗时候才有了长足发展。唐玄宗风流成性，对音乐、舞蹈都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玩的都是高档次的。那些民间的乐舞显然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于是就成立了一个名叫“梨园”的乐舞机构。梨园的成员都是从歌伎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她们的老师就是唐玄宗，够大牌吧。自从有了梨园，唐玄宗做了新曲，就常常交给梨园演奏。因此，元明以后的戏班艺人把唐玄宗推为“祖师”也就不奇怪了。当时的梨园规模很大，除了长安的宫中有，在禁苑、东京洛阳也有分支机构，共有几千人。如果再加上长安大内、大明宫、兴庆宫及东都大内、上阳两宫等几处的宫女，人数大概有几万人吧。这么多美女，一天临幸10个，也够他忙乎好几年的。于是这位风流天子便发明了一种“随蝶所幸”的办法：叫美人插上鲜艳的花朵，自己捉粉蝶放之，蝶飞到哪儿，他就到哪儿过夜。直到后来杨贵妃专宠，才停止这种游戏。 到了五代十国，由于战争频繁，很多国家国力较弱，宫妓的规模要比唐朝小一些。当然，如果把当时并立各国宫妓的总数算上，恐怕会有过之无不及。宫妓人数少不怕，只要开动脑筋，总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如前蜀皇帝经常让人组织宫外的妓女来宫中进行表演。这样的话，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耽误妓女赚钱，挺有创意的。 不过，有的皇帝不但把宫妓当成“床上奴隶”，而且还认为这些人是自己的财产。后唐时期，可能统治者穷疯了，居然打起了宫妓的主意，把宫中教坊妓女当做牲口、财物一样任意买卖。这是玩粗暴的。 也有玩高雅的。南唐后主李煜，居然能把色情淫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写成诗词流传后世。有人说李煜如果不当皇帝，应该是个很好的文学家。这有可能，只不过他要是不当皇帝也就不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感受了？ 五代十国之后，关于宫妓的记录逐渐少了。这并不表示宫妓已经消失，只不过她们的角色已经被置换了。皇帝还在，皇宫还在，那些深藏在权力之下的柔弱女子自然还会在。她们在想些什么呢？她们是否在想些什么呢？ 四 相对于宫妓，官妓相对复杂一些。官妓的职责就是侍奉官员。官员需要应酬了，带上一个官妓陪酒，官员需要那个了，带上一个去开房。不用花钱，不用送豪宅，也不用想与她到底有什么关系，完了，就送回去，绝不会纠缠你不放。 官妓隶属于官方专门设置的机构，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官妓不能与官员之外的人交往，没有肉体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官妓最初的主要来源是奴隶，管仲开设“女闾”，里面的妓女不是招聘来的，应该是抢来的。再后来，官妓的来源通常固定为三种：一种是罪人的家属--古代谁要是犯事了，常常连累到一个家族，男的要是被砍头，妻女通常沦为官妓；另一种是通过人口买卖，政府派人员去奴隶市场采购，和今天去菜市场买白菜差不多；最后一种是那些被逼良为娼、误入风尘的女子，《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唐朝时期，性文化比较开明，没有明确的法纪和舆论非议，官员狎妓之风盛行。据《中国娼妓史》载：“唐代吏狎妓，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幕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有官吏在交割公务时，同时交割妓女的；有与妓女恋爱，失败后发狂而死的；有官员集会，各携妓妾互相狎昵的……无怪乎后世嘲骂为“脏唐烂汉”。而官妓们呢，也都趁着这个“好政策”，施展浑身解数进行各种方式的公关。她们不仅“献身”，而且献唱，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化素养来提升自己的档次。有的官员甚至为抢夺这些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妓女属于官妓，是有编制的，归属权在政府，你玩玩可以，要想完全占有，可要小心了。有一个镇守成都的将军李晟就不注意这一点，他在任期间，与一个名叫高洪的官妓打得火热。后来李晟离职回师时，竟想把高洪也带走，还对当地官员说三道四。结果把人家惹急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恼羞成怒，派军追上打个你死我活，又把高洪给抢回去了。李晟也算出尽了洋相。 然而到了宋代，理学兴起，重男女之防，开始对官员狎妓有所限制，“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以乐号呼达旦”。帅、郡守等官，虽然可以招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可以留其侍寝。规定地方官妓只能向州府官员提供陪酒类服务，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要受到处分。尽管有规定，不过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谁也不会每天趴你家墙头上看你是否留宿官妓。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朝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首先，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人的户籍必须在教坊司有记录，京师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进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则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审核后办经营许可证，要依法纳税。纳税后还要到官府领取凭证，以便清查。这种制度不但能够保证官妓人数相对稳定，增加财政收入，又限制地方官员任意准妓为良或逼良为娼。 其次，京师官妓采用买卖制度和义务制度两种经营方式。义务制就是无条件到官府去“应官身”。应完后官府会给你安排工作内容，比如进宫表演文艺歌舞或参加大型的歌舞庆典活动。要是有外国使节来访，官妓还必须把这些老外伺候好，而且没有工资和小费。 最后，地方官妓的规则和宋代一样，也是只能歌舞佐酒，不准“献身”。事实情况是，官妓被迫侍寝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官妓中，才貌出众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都想要你，你不能拒绝，因此，你每天的生活不是在床上就是在去往另一张床上的路上。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妓院也曾官办过，如刘辰《国初事迹》载：“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这本是政府给官员建设的娱乐休闲场所，但有些人上班不去衙门，直接去洗桑拿找女人什么的，时间久了，政令废弛。 鉴于此状，明朝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官吏嫖娼，违者重罚--“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可官员如果这么长时间憋着对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就没法去办公，同样影响国家机器运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朝廷又规定，官员可以拥有三妻四妾，数量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而定。至于官妓，也没有废除，“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代表官府形象的人民“父母官”，面对妓院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不过，法令虽严，史书上仍有官吏狎妓的记载。 清雍正朝，皇帝终于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从此以后，官员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即使暗地里嫖，政府也不会给你报销。好在现在有的官员聪明绝顶，逐渐用情妇或二奶代替官妓，反正效果也是一样的。 五 中国古代最悲惨的妓女要数营妓。营妓不像宫妓，一群人伺候皇帝一个，有时候就是想伺候还不一定能轮得上；也不像官妓，伺候的对象多是饱读诗书的官吏，读书人心眼多，但对待女人方面还算知道怜香惜玉；更不像家妓或民妓，能够自己攒点私房钱防老。 和平的时候，将士无聊，拿营妓消遣；打仗的时候，将士辛苦，拿营妓慰藉。营妓没有工资奖金，没有节假日，连精神鼓励一下都没有。待遇既然这么差，怎么还会有人做营妓呢？要知道，这种工作开专场招聘会是没有人前来的，因此，营妓多由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来充当。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营妓制度开始于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最初的营妓是由寡妇组成，目的是为了鼓舞和娱乐军士。这时候的营妓还不是部队里的常设人员，万一哪天寡妇不够用了，大家也只好靠自慰了。 到了汉代，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很多将士还没结婚就被派往前线，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用营妓犒劳军人这项制度就被确定下来。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说明这时候营妓已经成为部队的必需品了。 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夏侯淳征讨孙权有功，曹操赏赐给他的是“妓乐名娼”，以便军中享用。而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途中，“每饮食，必盛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而弗之废也”。看来对有些将领来说，女人比金钱重要，因为出去打仗，有钱也花不出去。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营妓的工作场地不局限于床上，跳舞陪酒也是她们的必修课。如果军中人手不够，营妓甚至还要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 唐朝有位著名的诗人岑参，曾是随军记者，对营妓的生活有深刻的描写：“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玉门关盖将军歌》) 不用去体验，我们只需想想估计晚上都睡不着。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节度使有极大的特权，每个州县军镇都蓄养着大批的妓女。这些妓女既是营妓也是官妓，官府供给衣食。有了双重身份，不是说明妓女的待遇可以叠加，而是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当时的兵将，随便一个人都能召唤，除非特别优秀的可能会在一定时期被某位将帅独占。 当然，营妓不独中国专有，稍晚时期的外国军队里也是一个情形。根据资料记载，从1096年到1099年，随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妓女，就多达五千多人。129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有八百多营妓随行。1567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曾有四百个骑马的军方妓女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至于二战期间的日本慰安妇，那就更无法计数了。 宋代及其之后的朝代，营妓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某些将领率军打仗之际，也不忘带上几个姨太太。尽管这样，国民党还是节节败退，没能坚持住。也亏得没有坚持住，否则，还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不，是个尾。 六 家妓通常指富商大贾蓄养的具有文艺才能的性奴隶。与营妓、官妓不同的是，家妓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非经许可别人是不能碰的，否则真有可能会有人拎着杀猪刀找你拼命。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秦始皇的生母可能就是吕不韦家中的一个美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母亲是妓女，尽管这个观点存疑(主要是秦始皇的父亲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争议)，但还是能让我们领略一番家妓的威力。 一般来说，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曹操曾有一个家妓，长得不错，小曲唱得也好，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女人脾气不好。我们知道，曹操的脾气也不好，两个脾气不对路的人很容易产生矛盾，曹操想杀她，又怕没有人能唱这么好听的歌，于是就海选一百个美女进行训练，里面有一个女子的歌喉达到了那名家妓的水平，曹操这才把那名家妓杀掉。西晋有个贵族王恺，有一次请王敦到家里做客，让一帮家妓经行艺术表演助兴，其中一个家妓吹笛出了点错误，王恺觉得很丢面子，就让人把她拖出去打死了。真是可惜了社会上那些讨不到媳妇的光棍们。 其次，家妓和妾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妻妾的主要职责是治内管家、生儿育女；婢女只管负责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家妓是为主人提供文化娱乐、精神享受和性服务。有些士大夫外出宦游时，不带妻眷，但有家妓相伴。这时，家妓便集妻妾、家妓和婢女三重身份为一身。在社交场合，家妓的作用非常重要，其数量、素质、技艺是主人经济实力、地位尊严和人品高雅的体现。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很多家妓都是所处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 最后，家妓尽管没有五险一金，生活还是能够有保障的。这是因为，家妓往往是主人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官僚、地主之间经常暗中斗富，要是你的家妓待遇或素质还比不上人家的三等奴仆，这实在是件丢份儿的事。 在隋代，以宇文述和杨素两个贵族的家妓最多。宇文述深得隋炀帝宠信，“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只要是他看得上的，别管是否结婚，都一概抢夺过来，聚敛家妓上百，家僮上千。杨素的家妓也不少，但最为出名的要数与李靖私奔的那个红拂女。 到了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朝廷还对蓄养家妓作了规定，如中宗曾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拥有一部女乐(大概10人左右)，五品以上的女乐不超过3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无法控制，大部分官宦、贵族都蓄养几十甚至上百个家妓，即使没有官位的人，如一个名叫邹凤炽的富商，其“尤艳丽者至数百人”。再如诗人白居易，他在任刑部侍郎时，官位四品，按规定只能养妓3人，但他的家妓除了能歌善舞的樊素、小蛮、春草外，另有一些奴婢充当。 进入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的风气越来越盛，大有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这些人的家妓根据家中的财力而定，少的有几个人，多的有数十人。如杨褒有“家姬数人”，苏轼有几十个歌舞妓，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等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熏陶下，连大讲“遏人欲而存天理”的朱熹也经不住诱惑，居然弄了两个尼姑做起小妾。有的官员尽管年纪不小，不服输的精神却令人赞叹，每晚必须有家妓陪着睡觉才能做个好梦，真不知是谁惯的。 元代的时候家妓风气逐渐衰颓，原因是官妓、民妓的盛行，以及当时的士大夫贵族多为大老粗，没有闲情雅致，女人就是泄欲的工具，蓄养家妓太不划算。至于家妓何时消失，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可能后来都逐渐演变成妾了吧。 七 民妓在古代也称为私妓，是最为我们大众所熟知的商业妓女。这个妓种生命力最为旺盛，可谓女人不息，行业不止。行文至此，我越写越兴奋，谁知这时QQ突然弹出一则新闻：北京警方突查“天上人间”，4家高档夜总会被责令停业整顿。出于好奇，我点开看了一遍，刚才写作的兴奋劲儿顿时消失无形，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的欲望，因为，商业妓女的话题已经无需我在这里聒噪，即使你在课本上读不到，也能在网络上被迫读到。如果你是老古董，从来不上网，那么你只要晚点下班回家，也可能在朦胧的霓虹灯下遇到。 （文章摘自《我来剥历史的皮》；作者：石不易；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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