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淮海决战：三场大战消灭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1)

    2009年1月10日是著名的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敌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伟大篇章

    60年前的淮海战役,我军一举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当时我在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虽然时过60年,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冲进黄百韬司令部

    淮海战役打响后,因为我们团7连指导员彭超负伤,我从机炮连调到7连担任指导员工作。7连是我们团的英雄连队,曾获过“胶东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常胜连”等荣誉称号。在济南战役攻击内城时,全连指战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率先登上城头,为打开济南城起了关键作用。战后7连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我去7连很高兴,但也感到有压力。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鼓励我说:“迟浩田你行,大胆干,组织上相信你能干好。”

    济南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短期整训时,我们进行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教育,大家有了打大仗的思想准备。10月25日,我们在“发扬'济南第一团'荣誉,为解放华东再立新功”的口号鼓舞下,从山东南下,奔赴淮海战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消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黄百韬是蒋介石的一名得力干将。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团“三打黄崖山”,对手就是黄百韬任师长的整编第25师。后来黄百韬又率部与李弥的整编第8师及整编第9、54、64师等一起进攻胶东,并放出狂言,要把胶东解放军“赶到大海喂鱼”。

    根据华野的部署,我们9纵正准备在11月8日向盘踞在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时,黄百韬根据徐州“剿总”的命令,急忙向西撤退。我们奋起直追,越过陇海路,西渡沭河,直扑运河。行军途中,我领着大家唱《追击歌》:“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为了鼓舞士气,我给大家讲了纵队《胜利》报上登的“十人桥”的故事:27师潍县团l营2连在过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流时,由于架桥器材不足,桥桩不稳,副排长范学福等十位同志跳入冰冷的水中,分成五对,抬扛着木板桥,使部队顺利通过,及时追上敌人。这一英雄事迹激励了大家,全连同志情绪高涨,每日以140里的速度追击,11日下午进抵碾庄以南的高桥一带,与兄弟纵队一起,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一带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碾庄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北侧邳县境内,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村落房屋密集,四周筑有内外两道土圩,外圩四面环水,壕水宽30至50米,深约2米,不能徒涉;土圩内侧还筑有1至2.5米高的土堤,陡滑难以攀登。黄百韬部又连夜加修了许多掩体、明暗地堡、壕沟、隐蔽部,壕外还有三道鹿砦、铁丝网。整个防御体系纵横交错,异常复杂。

    11月17日,我们纵队与第8纵队一起同时向碾庄圩的敌人发起攻击。我们73团在碾庄圩正面担任主攻,但三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师长萧镜海到阵地前沿召开“诸葛亮会”。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失利原因。那时领导同志都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在首长面前也不拘束。聂司令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反映炸药容易受潮,好不容易送到前沿,结果炸不了,影响战斗效果。他听了这个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指示,发给连队的炸药,一定要用油纸包好,不能受潮,谁出了问题拿谁是问。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因炸药受潮吃亏。我还提出攻击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人的暗火力点摸得不准,加之交通壕距水壕还有一百来米,突击队员暴露攻击的时间长,造成伤亡严重。聂司令听后说了声:“说得好!”当即决定派侦察小分队,把敌人的暗堡摸清楚,继续近迫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水壕边,做到一出交通壕即可涉壕攻击,以避免过早暴露增加伤亡,同时搞好步兵、重机枪和炮兵的协同作战。入夜,我又带了3个班排干部仔细看地形,进行火力侦察,把敌人的明碉暗堡摸得一清二楚。

    19日午夜,经认真准备后,我们重新向碾庄圩发起猛烈进攻。20日凌晨,73团胜利突入碾庄圩,第3营沿街两侧合击第7兵团的司令部,连长萧锡谦和我带7连从街南向街北攻击,一直冲进黄百韬司令部,缴获了黄百韬的一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上还有一副象牙麻将和一只紫铜火锅,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一仗,我们俘虏了国民党军1000多人。

    夜行军的意外战果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淮海前线总前委决心以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围歼孤军冒进的黄维第12兵团。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杜聿明集团奉蒋介石之命放弃徐州,企图南下解黄维之围。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10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追击。聂司令命令我们不要怕打乱建制,要在追击中把敌人打乱。于是,在广阔无垠的徐淮大地上,双方几十万大军相互交错在一起。

    我和萧连长带着7连连续急行军,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这时候最需要鼓舞士气,我狠狠地拍拍脑袋,边走边动员大家战胜疲劳。全连同志都是好样的,虽然脚板上布满血泡,仍个个箭步如飞,我们星夜抄近路朝西猛追。

    这一场大追击惊心动魄,华东野战军开始是尾追,后来平行追击,最后把西逃之国民党军兜头截住,我们的两条腿再一次赛过了汽车轮子。而仓皇撤退的杜聿明集团混乱不堪,车炮骡马的撞击声、士兵和家属的哭叫谩骂声,乱作一团。

    12月3日凌晨2时许,我们7连在急行军间,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远处有一队人马也向同一方向行进。有个机灵的战士感到不对头,压着耳根向我报告:“指导员,旁边的队伍可能是敌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警觉起来,迅速打开了手枪保险,悄悄告诉他:“别声张,注意观察。”随即部署连队警戒。这时,侧面传来了问答口令的声音。我仔细一听,都是南方口音,心想肯定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部队南方人多,我们部队多是北方人。

    我将情况报告了随三营行动的团政治处王济生主任。他仔细一看,旁边队伍中的军官戴着大檐帽,果真是敌人。怎么办呢?这种仗还从来没有打过。王济生和我及营的领导悄悄商量后,决定先不惊动敌人,寻机前后夹击,迫敌就范。

    于是,战士们低声一个传一个,都知道了旁边行进的是国民党兵,悄悄地压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当行进到有利地形时,我们全营同志一跃而起。把国民党军两头截住,齐声大喊:“缴枪不杀!”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连一家人都不认识了?”国民党兵急忙叫喊,还未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天放亮时一清查人数,大伙儿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家伙,摸黑中稀里哗啦缴了敌人的枪,哪知道俘虏的国民党兵比我们全营的人数还多。

    “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经过三昼夜的迂回追击堵截,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战役合围。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杜聿明集团,断水断粮,饥渴难耐,于是抢掠百姓,宰杀军马,甚至挖老鼠洞求食,一副副惨状难以形容。从12月下旬起。连降几天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骤然下降,猬集于田野、沟壑中的国民党兵,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而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我让战士一面用广播筒劝降和瓦解敌军,一面用馒头等食物诱降国民党兵。开饭时,大家就喊:“蒋军弟兄们,我们这里有热包子、大馒头。过来吃点吧!我们保证不开枪……”那些饿极了的国民党兵,不断偷偷溜出来向我军乞食。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只要有个馒头,就能抓到俘虏。”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们9纵担任西面和西北面的主要突击任务。在第73团的阵地上,7连掩护三营进攻。国民党军的坦克喷射着火舌,向7连阵地扑来。战士们急中生智,在战壕前挖一些小坑,堆上高粱秆、玉米秸和干草,燃起浓烟。国民党的坦克兵闹不清这是什么战法,我们则趁着敌人的“乌龟壳”畏缩不前时,加紧修复掩体、工事,把战壕连成一体,有的战壕挖到了国民党军阵地中,打起了“地道战”,逼得国民党军只好步步后撤。

    1月10日拂晓,天刚放亮,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地刮着,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和国民党军施放的毒瓦斯气味,极度疲劳的战士们,正在战壕里抱着枪熟睡。我担心国民党兵偷袭,和连长轮流值夜班,一连几夜熬得眼泡又红又肿。查完一遍哨后。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马达声,我意识到是国民党军的坦克来了,急忙喊司号员吹号。

    国民党军的坦克共有20多辆,在我军层层阻截下,冲到我们团阵地时还剩下11辆。大家对打坦克感到很新鲜,情绪高涨,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蒋介石送来了坦克,让我们尝尝'啃'坦克的味道。几十万敌人都被消灭了,剩下几只'乌龟壳'还能让它跑掉?我们的穿甲弹就是它的'克星',一定能打它个底朝天!”战士们个个“嗷嗷”叫:“打,打,打它个底朝天!”

    我带着班长陶仁祥和战士李洪各、李彪,抱着火箭筒和炸药包冲上去堵截。国民党的坦克兵,连忙开炮轰击,可慌忙之中哪还有准头,我们机警地避开敌炮火,几下快速的匍匐前进,就靠近了坦克,然后沉着冷静地以坐射的姿势端起火箭筒,只一发穿甲弹。就击中了坦克的右前侧。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坦克里冒出一团浓烟,但它还在挣扎着跑。陶仁祥火了,他赤手空拳冲到坦克跟前,“噌”地一下子爬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坦克盖掀开了,四个国民党兵双手举着枪,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向我乞求说:“长官,我们投降,我是战车一团三连连长陈荣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瘪了,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其余几辆国民党军坦克吓得逃之夭夭。我们团立即集中所有的火箭筒,乘缴获的汽车紧紧追赶,我也带了几个战士,坐上一辆汽车,瞅准一辆坦克追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截住。

    几天后,第9纵队政治部用蜡版刻印的《胜利》报,登出了我写的新闻稿:《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历时66天,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人,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为了赢得胜利,我们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20人伤亡得只剩下30多人,饭做好了,大家却默默地埋着头不肯吃,个个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之中。

    这时,我又想起在攻击窦庄时和教导员的一段谈话。那天是12月7日,我们团与第74团合力攻击窦庄。守卫窦庄的国民党军是一个步兵团加一个山炮营,还有大批坦克,火力强劲,抵抗异常凶顽,况且地形平阔,不利攻击。我们团曾一度突入村内,但在敌人强力反击下,立足未稳,只得返回,就地近迫作业。国民党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出动大批坦克和步兵反击。这场搏杀异常激烈残酷。我们有十多个连以上干部牺牲,第3营的伤亡也十分严重,营长王玉芝和副政治教导员负伤,副营长的腿被打断,在阵地前沿的营领导就剩下政治教导员郭奎武一人。

    在战斗的间隙,郭奎武来到7连,他关切地问了连里的情况后问我:“小迟,你这儿有吃的吗?我的肚子可饿坏了!”郭奎武是模范共产党员,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领导,原任团的保卫股长。这年他刚满28岁。

    我掏出身上揣的饼子,递给郭教导员。他一掰两半儿,自己吃一半,另一半又还给了我。我们两人蹲在壕沟里,边吃力地嚼着饼子,边聊了起来。教导员说:“在抗大毕业的学员中,你是进步最快的,现在已经当上连级干部了。你要继续努力,为咱73团争光。”

    面对敌我相持的严峻形势,看着受伤的战友,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郭奎武说:“浩田啊,这仗打好了,很了不起;如果打不好,我们都要见马克思。咱俩订个协定吧,如果我死了,你往我家带个信;如果你死了,我给你家报个信。你还年轻,咱俩中如果要死一个,算我的。”

    在战场上,每个人都会想到死,但是作为革命军人,谁也不怕死。我们俩身上只带着党证,把平常记事的小本本都烧掉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时能和战友说说心里话,觉得轻松些。我安慰教导员说:“国民党兵没什么了不起,不要想那么多!”郭奎武淡淡一笑:“你不要轻看他们,前面的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而且我们的后路也断了。”

    这时,对峙的双方在战壕里互相对阵叫骂,并用冷枪对射。第8连有一个班被敌人火力压制,撤也撤不出来,进也进不去,处境很危险。郭教导员十分着急地说:“小迟,你们掩护好,我到前面去看看。”说罢,弓着腰沿着壕沟向前面跑去。

    为了把国民党兵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教导员在前沿一边指挥还击,一边组织部队对国民党兵喊话。有个国民党兵在壕沟里扯着破锣般的嗓子叫喊:“共军弟兄们,我们是新五军,快投降吧,我们的坦克马上就要开过来了。”这一下激怒了郭教导员,他火冒三丈,头探出壕沟,跳起来对着敌人大骂。这时,国民党兵“嗖”地一梭子弹打过来,击中了郭奎武的左胸,他当即倒在血泊中。我和几个战士匍匐着把他拖进战壕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刚才还活生生地和我说话,现在却永远地合上了眼睛,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命令全连一齐开火,把对面壕沟里露头咋呼的几个国民党兵撂倒了。

    解放后,每当我去瞻仰烈士墓地时,总会想起郭教导员和我谈话的情景,想起那些与我一起战斗,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战友。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淮海战役一共打了66天。我军以60万人,打败了近80万的国民党军。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歼灭敌人之多,不但在中国战争史上,乃至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我们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出色指挥,及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集团彻底丧失了民心,而共产党和解放军赢得了全国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而参加支前的老百姓就有500多万人。真是车轮滚滚,轰轰烈烈。那时国民党军有飞机,有坦克,有大炮,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是我们靠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合力,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永远不能丢的。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

    (摘自1月10日《文汇报》,作者为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