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空中力量：曾拥有两架飞机的“空军”部队(1)

当年聂荣臻（右）在“马克思”号前留影

    红军在“红米饭，南瓜汤”的艰苦条件下，英勇地以简陋武器无数次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这早已家喻户晓。然而，红军也曾使用飞机作战，却鲜为人知。实际上，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就意识到培养航空人才的重要性，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航空学校；1925 年8 月至1926 年6 月，在该校派往苏联航校深造的18 名学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半数。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共多年未能拥有自己的航空力量，直到红军缴获了敌机，人民空军的建设才开始起步。

    参加攻打黄安的“列宁”号

    1930 年初春的一天中午，一架崭新的美制“可塞”式侦察、轻型轰炸机在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境内）上空盘旋，它的机身喷有“青天白日”标记。突然，飞机的翅膀一歪，晃晃悠悠地落向西南方陈家河的河滩。此处是放牛娃常来的地方，泥土踩得比较结实，飞机着地滑行一段距离，因一个轮子陷入泥中而停下来，机身稍微倾斜，螺旋桨仍在旋转。大别山北麓罗山县在山头放哨的赤卫队员发现这个意外情况，立刻吹响号角，闻讯赶来的大批赤卫队员和群众马上冲过去，把飞机包围起来。穿棕色飞行服的驾驶员大声说：“各位父老乡亲，请不要伤害我，我是飞行员龙文光。”龙文光是四川崇庆人，时年31 岁，他于1926 年1 月从黄埔军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继而被选派到苏联第二航空学校继续深造；学成归国时，他任国民党军政部航空署驻汉口航空第四队上尉分队长，后升中校队长。龙文光这次是奉命从湖北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袋任务，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而油料耗尽，被迫中途降落；他担心上司知道情况而迫害家人，便假称自己驾驶的系四川军

    阀刘湘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欲赴蜀。罗山县陈家河一带是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处。到第三天，附近的反动民团分三路进行突袭，妄图炸毁飞机，抢回驾驶员。罗山县的赤卫队员与红军战士密切配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击退反动民团的进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这时，红军正在大发展，鄂豫边、豫东南、皖西分别有红十一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三个师改编为红一军，并把三个革命根据地合为以大别山为依托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后改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获悉缴获敌机，立刻指示中共罗山县委和驻扎的红军：要保护好飞机，对龙文光实行优待政策。龙文光是位有志向的军人，在大学念书期间曾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因此在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与他谈话时，他明确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徐向前听了，紧紧握住龙文光的手：“祝贺你和你的飞机走向光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欢迎你参加红军!”为表示坚定的决心，龙文光希望把自己

    的名字改成龙赤光。随后，龙文光被安排在红一军总部任参谋，他建议尽快把飞机掩藏好，以防不测；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飞机被转移到群山环抱的林家湾( 今河南新县卡房乡)，巧妙地隐身于两幢房子之间，上面搭了顶棚，前后用柴草遮住。国民党特务多次潜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处打探飞机下落，但都徒劳而返。

    半年多后，红军攻克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这里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已合编为红四军，由徐向前担任参谋长（后任军长）。徐向前很早就提出应发挥手中飞机的作用，现在此事便被正式排上议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接到把飞机从掩藏地起出送往新集的指示后，当地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马上行动起来，大家经商议把飞机每个部件都编上号，再画出草图，然后把它化整为零，依靠马车和人力搬运。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们和大批群众一起翻山越岭，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把飞机送至指定地点，而且一个零件也没缺少。随行的龙文光对此十分感动，认为是个奇迹。

    1931 年4 月，曾在苏联航空学校学习的钱钧被分配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经过钱钧、龙文光和红军中几位懂机械的同志不懈努力，以及当地一些铜匠、铁匠的认真协助, 在新集城外的平地上飞机被重新组装起来，而且，它被涂上了灰色油漆，机身侧面“列宁”两个红色大字和机翼下方两颗红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徐向前和几位红军指挥员都赶来，他们围着飞机仔细地看，有人问正在认真检修的龙文光：“它还能飞起来吗？”龙文光回答：“要有汽油才行。”有人又问龙文光：“如果搞到汽油，你真能让它飞？”龙文广笑道：“还得有机场。”

    徐向前把这些都记于脑中，并迅速派人加以落实。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过特别渠道，很快搞到了不少汽油；同时，在新集城外修建了一个占地百余亩的机场，还在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交界的紫云和皖鄂交界的英山县金家寨各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供“列宁”号起降之用。经过积极筹备，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局于同年5 月成立，由龙文光担任局长、钱均担任政委。7 月初，“列宁”号首次执行任务，它在无数群众的欢呼声中，一下子冲出跑道，“嗖”地跃上天空，对固始、潢川、光山三县的敌情进行侦察，并散发大量传单；8 月9 日，“列宁”号又前往华中重镇汉口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并投撒大量传单。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极大的震动，敌人的《扫荡报》刊登过这样的消息：“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11 月7 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担任总指挥；旋即，挥师攻打黄安县城。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凭借精心修筑的各种防御工事，率部固守待援。黄安县城被围困一个多月未攻克，徐向前决定让“列宁”号挂弹配合作战。因当初在进行通信联络飞行时已卸下挂弹架，龙文光花一整夜画出图纸，让兵工厂赶制两个挂弹架分别安装于“列宁”号两翼，并挂上了迫击炮弹。接着，龙文光又随红军领导到黄安城南的一个高地侦察，基本搞清了敌军指挥部的位置及城内兵力部署。

    12 月22 日，龙文光驾驶“列宁”号在黄安低空盘旋，很快找到目标俯冲投弹。据《徐向前传》记述：“上午九时，一架飞机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以为是他们的救星来了，纷纷从白雪覆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呐喊呼叫。敌人师部也忙着在地上摆标志，好让飞机空投。正当敌人欢喜若狂的时候，飞机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弹、迫击炮弹和大捆大包红军的宣传品。顷刻之间敌人乱作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秦基伟的《故乡的战斗》也提及：“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赵冠英的指挥部被“列宁”号投弹击中，这家伙见遭轰炸后军心动摇，只好弃城率部逃窜。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全歼逃敌。

    1932 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更疯狂的“围剿”，“列宁”号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环境恶劣，被拆卸埋藏于大别山的偏僻山沟。在一次突围中，龙文光与部队失散；他化装潜回汉口找妻子，不久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以“带机投敌”的罪名被捕入狱，翌年8 月9 日牺牲（年底被我党追认为革命烈士）。解放初期，大别山人民用锄头将“列宁”号分体部件挖出来献给政府，由于多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

    送聂荣臻赴瑞金的“马克思”号

    1932 年4 月10 日，红一军团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攻克龙岩，歼灭福建军阀张贞的兵力逾一个团，随即向漳州挺进。由于红三十三团行动神速，敌指挥部不知道龙岩已失守，还派出飞机前去联系。在距离漳州数十里的龙山，有一手好枪法的红三十三团副团长陈冬生看见飞机正驶向龙岩，便下了命令：“机枪连，把机枪架在山头上，等飞机回来时，我打它一梭子试试！”不一会儿，果然又传来“嗡嗡”的响声，在飞机从低空经过部队驻地的一刹那，陈冬生半仰着身子握紧机枪，熟练地瞄准它就是一阵猛射。它接连晃动几下后，有点倾斜地飞走了。

    不久，红军又打下漳州，张贞率残部逃跑。《聂荣臻传》提及：“一进城，群众告诉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一个飞机驾驶员给打死了，飞机停在机场。陈冬生马上带一个班去机场，果然看到停着两架飞机，一架能开，一架不能开。原来其中一架飞机在漳州外围执行侦察任务时，飞得很低，副团长陈冬生指挥两挺机枪架在龙山顶上，把它打坏了，驾驶员负重伤飞回漳州。”陈冬生端详缴获的那架基本完好的飞机时，看到机身有弹孔，舱內溅血迹，认出是先前受伤的飞机。

    原来，张贞不仅担任“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和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师长，还兼着闽南航空处处长。所以，张贞曾在闽南辖区强行征收高额“飞机税”，陆续从国外购进数架“飞鸟”式教练机，其形似“摩斯”式飞机，但仔细观察便可辨出不同之处，如起落架系统比较简单，由三根支柱组成，其中主支柱穿过机翼同机身侧面连接，另外两根支柱径直连接于机身。张贞获得这些小型双翼飞机后，除了用于训练和侦察，还能用于进行简单轰炸。这家伙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其中之一竟会成为红军的战利品。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等得知此事，很快赶到机场察看，并在飞机旁留影；他还指示供给部尽一切努力，迅速将它修好。当地汽车公司几个机修工闻讯，自愿承担修理工作，他们摸索后，认为是飞机的电瓶坏了，便卸下汽车的电瓶装换上去。孰料，试航时飞机刚升数十米，因引擎突然脱落，掉在沙滩上，幸好人机都平安降落。再进行研究，发现固定引擎的长螺丝钉已松掉，马上让工厂定做一枚。最终，在无导航设备、不熟悉地标的情况下，一位熟悉飞行的朝鲜籍战士驾驶飞机顺利升空；正在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群众，发现喷印红五星的飞机撒下五颜六色的传单，不禁热烈欢呼起来，这更使红军声威大振。中央革命根据地获悉红一军团在漳州缴获敌机，特意在瑞金叶坪修建了一条跑道，以便修复的飞机起降。红军的第二架飞机被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为“马克思”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当年担任红三十二团政委）在《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中谈到，此次战役“战果辉煌”，不仅获得大量军事补给，也缴获“飞机两架”；这位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回忆，昔日聂荣臻就是乘着飞机前往瑞金汇报战况的，他曾关心地劝说：“你怎么冒冒失失的，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可靠就飞回去了？”由于汽油供应不足、修理备件缺乏，“马克思”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任务后只好被闲置，并曾展出于长汀公园。在紧张的军事形势下，红军为了避免它落入敌人之手，后来不得不忍痛销毁。

    （作者为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