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张 地图引发争议 笔者是地图收藏的爱好者，正值中印重开边界谈判之际，把多年间收罗的有关中印边界的地图翻检一遍，既为检索历史，更为展望未来。以地图作为叙述历史的纽带，以丰富我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寻找破解历史症结的智慧，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过去50年里，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直接反映在两国正式印刷制作的地图里。实际上，中印边界问题的具体提出，就是由地图引起的： 1958年12月14日，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出版的几幅地图"的问题，认为"这些地图上粗略划出的边界是同实际边界不符的，""它在好几处直接穿越了印度的领土"；信中尼赫鲁还提出《人民画报》杂志发表的一幅标出中印边界的地图把"我国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大部分和其他若干土地被标明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特别指出"东北边境特区的一部分明明是处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一侧"。 次年的1月23日，周恩来在复信中则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因而"双方地图对边境的画法不可避免的会有出入。我国现行出版的地图对四邻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这个时候，中印关系还在十分密切的时候，西藏平叛也还没有发生，所以周恩来十分委婉但又明确地向尼赫鲁表示："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们在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而且，这样的更改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会引起全国人民的迷惑和对我国政府的责难。事实上，我国人民对印度出版的地图所画的中印边界，特别是对其中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也感到惊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 对中印边界的不同表达一直反映在两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地图中。我国对领土的表达读者们应该是很熟悉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大公鸡"尾巴下面的部分同后面的印度地图加以对比。 中印两国的边界争议也反映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中。一些国家的地图与我国一致；还有一些与印度地图一致，更多的是以"有争议领土"标出两条不同的界限（如英国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 中印两国的争议领土共涉及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一直为我控制，而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自5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59年的达赖集团叛乱之后为印度进占。 上一张 中印边界问题在根源上是由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18世纪下半叶，当时英属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一面阴谋扩张领土，分离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一面积极与沙俄的南下扩张向对抗，以分隔势力范围，先后于1865年"勘察"了"约翰逊线"；1897年提出"约翰·阿尔达线"；1899年提出"马继业－窦纳乐线"，这些仅在少数人头脑里存在的地理界限的核心，是想把中印传统习惯线内的阿克塞钦高原置于英属印度及克什米尔控制之下。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中印边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尽管这样，这也只是英国战略家们理论上的方案，英国从未在阿克塞钦行使权利或建立行政机构，所谓阿克塞钦问题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然而，继"地图问题"之后，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又提出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达拉克区"边界问题，他在信中说："现在中国主张属他的地区，在官方的图上一向被描述为印度的一部分"，并试图证明这段边界是1847年被中国政府承认了的。周恩来则在回信中强调："1842年，以中国的西藏当局为一方和克什米尔当局为另一方，的确订立过一个合约。但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派人参加过这个合约的签订，事后也没有批准过这个条约。而且这个条约也只是泛泛地提到达拉克和西藏将恪守各自的疆界，并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至于1847年中国政府官员向英国代表表示这段边界是明确的，这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段边界有它自己的明确的看法，而并不能作为双方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证明。" 近代地图完全可以证实周恩来的观点。 185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地理学家约翰·瓦克奉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命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图中对中印边界西部边界的标法与现行的中国地图十分接近，而与印度现行的地图大相径庭。 1905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印度行政区划图"中，其西段边界没有完整标出，其中"克什米尔"字样并未超出印度河和东经78度。同样是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印度地图，在1950年版中，在西段还是没有标出边界线，只是用颜色笔一挥，涂抹到东经80度线以东，远远超出印度河，但还是注明"未定界"字样。但是到1956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印度政治地图"中，中印边界西段变成了已定界，而且"边界"大大超出印度河及东经80度线！ 上一张 东段：麦克马洪线 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实物文本，据我所知，国内的正式出版物仅见于地图出版社60年代初（原书的版权中未标明出版时间）出版的一本《中印边界问题参考地图》中。尽管这件照片制版的文本辩读起来比较吃力，但它的大体走向依然是十分清晰的。 1914年出笼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历时8个月的"西姆拉会议"是英国殖民者进行的一次极其诡异，阴险和无耻的分离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一次勾当。连西方学者都认为："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西姆拉会议"是以中国代表陈贻范为一方，西藏代表司伦夏扎为一方，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以"调停人"为幌子进行的。会议开始的议题以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为中心，最后划定内外藏分界，外藏为金沙江以西地区，境内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约文规定，中英政府承认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并承认外藏的自治权。1914年4月27日，英藏代表在草约上先行签字后强迫中央政府代表签字。陈贻范迫于压力在草约和交换文书及所附地图上签字，但在草签前他声明，草签与正式签字是两回事，正式签字"必须奉有训令然后可行"，"如政府不认，尚可作废"，这一点英方亦表示接受。28日，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即复电"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在7月3日的正式签字会议上，陈贻范拒绝签约，7月3日、7日，中国驻英公使两次照会英国政府，"并不能承认未经中国政府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的文牍。" 1913年5月至11月，英国情报军官Ｆ·Ｍ贝利上尉受命于麦克马洪，伪装成探险旅行者，秘密潜入西藏进行勘测调查。贝利回到印度时，西姆拉会议正在进行，麦克马洪发电要他"尽快到西姆拉来"，在一个英国上尉偷窥的基础上，再加上麦克马洪的精心炮制，"麦克马洪线"在西姆拉会议中秘密出笼了。 这种在没有双边约定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改边界并提出领土要求的作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有鉴于此，在1962年中印边界军事冲突发生的同时（11月15日），周恩来写信给亚非各国领导人，信中就中印边界问题附有11张参考地图，其中就包括"麦克马洪线"原图，根据原图，引起1962年冲突的东段扯冬地区明确地位于麦线以北，这说明挑起当时冲突的责任完全在印度一方。 上一张 1962年战争的缘起 众所周知，1962年10月至11月，在中印边界全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场战争中方命名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四十年来，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历历可数，从地图收藏的角度，笔者亦通过各种途径，收有一些描述战场态势的地图。 总体上看，这场战争是一场军事仗更是一场政治仗，在东西两线，中国军队兵锋所指之处，严格地以我方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为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此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预言，这一仗至少可以保证中印边界十年稳定。 战前，印军根据其"前进战略"，在全线蚕食和进占了边界线上大片中国领土。战争中，西线的中国新疆边防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线，西藏边防部队在歼灭了入侵麦线以北的印军之后，乘胜追击，进占到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和萨木维尔与金古底，在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位置直望印度平原，迫使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军全线溃逃。此后，在战场全胜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单方面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我方20公里以内地区，证明中方依然希望通过谈判，而并不以军事占领来达到自己的领土要求。 中印边界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东段靠近不丹边境的达旺-申隔宗-德让宗-邦迪拉地域展开的。在这一地区的两个阶段战斗中，中方以四个师的兵力，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三个旅，另歼印军五个旅的一部共8700余人。战前，印军第四师第七旅已经把据点建立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一线，即使按照麦克马洪线，这一地区也无可争议的是在中国境内。尽管我们见到的麦线地图在细节上辩读有些吃力，但在这条线最西端的走向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最西端（图左的第一个箭头），麦线在东北-西南走出一个小弧线之后，向西大体平行地通向不丹边境，而此时印军的占领地域按图上表达则已经从这个小弧线的下端向西北方向走出一条45度线，深入中国领土约20公里。 当时的印军第四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在他战后撰写的专著中（印度巴立特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THE FALL OF TOWANG》，中文版名《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世界知识出版社版）也认为："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作为一个印军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普拉沙德用"至少可以这样说"的字眼表述了他对克节朗地区归属问题的看法。而且，他在战争打响之前，曾多次向上级反映明确地理边界的要求，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清醒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此他认为："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纠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从后来的材料看，印方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很难归咎于某个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1959年9月在印度议会上曾经公开表示：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我们认为这条线在某些地方划的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一条本来非法的地理界线，再由单方面一意孤行地作出变动，边境冲突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上一张 正视历史是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40多年前的中印边界军事冲突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中国方面一直提出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但当时的尼赫鲁政府坚持中印边界既定，拒不承认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因而实际上长时间拒绝和阻挠了谈判的进行。 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不会是一个死结。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在五十年代就在认真考虑边界问题的解决。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中就曾经表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周恩来认为，在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即："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谨慎从事"。周恩来所表示的"比较现实的态度"是针对"麦克马洪线"而言的，尽管微言大意，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这里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回应尼赫鲁对中国出版地图的指责，提出对印度出版地图的"惊奇"，仅指"对其中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这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疏忽。 实际上，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同缅甸的边界问题，其中部分经两国确认的边界走向即是与"麦克马洪线"相关的。 以今天的眼光看，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中，更多地考虑的是当时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考虑同西部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现实利益；而没有在历史上的法理依据，在资源和国土面积上的双方妥协上过于纠缠。正如1959年5月16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交给印方的一份文件所坦诚表示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军事基地，都是真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这份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撰写的文稿更明确的表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尽管这样的话会为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所研究、甚至诟病；但是，话已经说得不能再明白了。遗憾的是，当时的印度政府以及以尼赫鲁为代表的政治家以一种僵硬、蹒顸的态度忽视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诚意，直至使中国忍无可忍，发起了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 尽管中国进行的自卫反击取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而且中方在军事上严格把行动限制在自己所主张的领土范围（即"传统习惯线"）内，但是，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是沉重和深远的。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惟一的、而且是最惨重的军事失败。由于接触不到全面的历史文献和中方的认知，在许多印度人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被"侵略"的印象。 时至今日，许多印度学者越来越愿意谈到解决边界问题的"给与拿"的原则，即"拿"东段的"阿鲁纳恰尔邦"，"给"西段的阿克赛钦，但正如印度媒体指出的，让印度公众接受一种被认为是有所妥协的立场，对印度政治家而言，仍然无异于一场政治赌博。同样，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方面而言，同意将所谓"麦克马洪线"（大体上为东段实际控制线）作为最终的东段边界，也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的由帝国主义炮制的非法界线如果被正式承认，也是难于为中国人民认可的。（详见2004年1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 解决这块复杂的历史拼图，需要双方政治家的极大智慧、耐性和诚意；更需要两国人民对亚洲和平和稳定大局的高远认知和胸怀。历史告诉人类，正视历史是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妥协有时比战斗需要更大的勇气！所幸的是，1993年以来，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和平与安宁以及建立信任的两个协议。2003年又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其中专门指出，"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成立至今，以及先后举行了十几轮会谈，并于2000年相互交换了中段边界地区的地图。对两国人民而言，发展稳定、务实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人民之大幸！对于地图收藏和爱好者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之间的一条和平、安宁、稳定、公认的边界，也是世界和平和历史发展的象征。 (摘自《地图的发现》，三联书店, 2006) 上一张 上一张 上一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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