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20日，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会谈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虽以中方胜利、印方失败而结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场战争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过去所从未设想过和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中印两国有着两千多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历史，彼此之间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然而这样两个伟大的邻国竟然在边界问题上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的事情。正如著名学者马克斯韦尔所指出的：“如果印度在1962年10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么，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但是印度没有改变政策，使事情向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痛定思痛，人们常常在问：尼赫鲁为什么要在1962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谈判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不断向中方进行军事挑衅，加紧推行前进政策，节节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直到1962年10月12日公然下达了把中国人从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清除掉的命令?早在1950年10月，尼赫鲁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挫败了麦克阿瑟在朝鲜发动的攻势，自知印度在军事上无法征服中国，因而没有采纳副总理帕特尔和其他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建议，放弃了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的打算，从而作出了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明智决策。但在十多年后，尼赫鲁为什么却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僵硬立场？1954年尼赫鲁在北京时说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可是在1962年，尼赫鲁却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要用武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中国？要全面分析和论述这些问题，会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也许得撰写一部专著才能完成。这显然超出了本课题有限篇幅所应包括的范围。这里拟只对促成尼赫鲁作出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主要原因作一些概括性的分析。 【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印度获得独立后，尼赫鲁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印度的利益，而且可以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更加重视自己。印度在朝鲜危机中所扮演的调解人的角色和其后在日内瓦会议中所起的作用，使尼赫鲁萌生了要形成一种第三势力的想法。而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的改变，使尼赫鲁感到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站在他的一边，因而开始认为印度无论是在政治上或道义上都是有力量的。 苏联的破例支持 印度从独立伊始即积极设法与苏联接触，但是因为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一直不赞成不结盟政策，认为它在实际上是支持西方的，所以对印度比较冷漠。在东西方冷战高峰时，一切未加入苏联阵营者，几乎均被看做是敌对营垒中的成员。印度早在1947年即加入英联邦，这在斯大林看来，无异于是加入西方阵营。苏联的新闻媒体将甘地和尼赫鲁看成是英帝国主义的继承者，并认为不合作运动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印度力图与苏联交好的态度依然如故。 斯大林去世后，印度得以如愿以偿。苏联改变了对印度的政策和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认为不结盟是支持苏联集团的最好选择。1955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印及尼赫鲁访苏后，两国关系开始好转。苏联公开支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和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甘地和尼赫鲁也均被看作是印度民族运动的进步领袖。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开展了非斯大林化进程，尼赫鲁感到苏联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按照他的想法进行着的。为了使苏联不必担心通过印度从南部被包围，尼赫鲁建议对苏联采取明确的友好政策，抵制西方任何威胁苏联体制的企图。 尼赫鲁之所以对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视，是因为他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与苏联关系的变坏，将导致印度北部边界的压力增大；如果印中关系恶化，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将会阻止苏联支持中国。而苏联也是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 到1959年，尼赫鲁看到他的与苏联交好的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朗久事件后，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劝阻，于9月9日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摆出一副中立的面孔，不问是非曲直，对朗久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是在谴责中国。尼赫鲁称赞此项声明是“苏联政府一项非常公正的，不寻常的声明”。1960年2月，赫鲁晓夫访印时，对印度大加赞扬。在会谈中，他几乎支持尼赫鲁的每一个观念：裁军、反帝、解散各种集团和联盟，和平及印度在道义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赫鲁晓夫还说：“由于热爱和平的印度的努力，潘查希拉原则已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 尼赫鲁和梅农等人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友谊对印度的对华政策至关重要，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和保持与苏联的友谊。1960年4月，尼赫鲁不顾议会和新闻界的尖锐批评，同意与周恩来举行会晤不是件随便作出的决定。他之所以甘愿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冒这一风险，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因为赫鲁晓夫在两个月前访印时，曾坚持要他与中国举行谈判。尼赫鲁在这时耍弄了个花招，他同意会见周恩来，但在“会晤”与“谈判”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 印度领导人知道，苏联在中印争端中名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苏联向印度出售适于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修筑道路的装备，后来又愿意以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装备印军，解决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后勤力量薄弱的问题。他们也认识到，这是苏联第一次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争执时，没有站在共产主义国家一边；这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赫鲁晓夫访印后，苏联日益倾向印度，对印度的援助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却停止了对华援助。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00余名专家，对中国的民用和军事工业造成巨大破坏。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苏联更加倾向和支持印度，印苏关系日益密切，两国之问的各行各业的高级代表团往来川流不息。 从1959年至1962年，在印苏之间每年都有新的协定签署，或者现有协定的延长。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2年4月，苏联共向印度提供了50亿卢比的援助，而其中三分之二是在1959年朗久事件之后提供的。双方的贸易也明显增长，从1955年、1956年至1961年、1962年年问，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长了4倍，进口额从占印度全部进口的0.8％提高到了3．7％；印度向苏联的出口增长了10倍，出口额从占印度全部出口的0．5％提高到4．9％。 1961年2月，印度科学代表团访苏，双方讨论进行核合作的可能性。1962年10月初，双方签署了协定，苏联同意帮助印度发展核能，包括提供天然铀、浓缩铀、铀35和钚，以用于研究。而苏联在1959年撤销了对中国的核援助协定。另外，苏印还签订了有关苏联向印提供米格战斗机和在印建立航空工业以制造米格战斗机的协定。 苏联还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对印度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政策妨碍印度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后对印度的访问，似乎更加强了赫鲁晓夫的这一看法。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在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时，同中国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说，在会谈中，赫鲁晓夫的发言最多也是最长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他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陈毅马上顶上一句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你们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自来就是声音洪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我们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了一个不值得的表情，“你们为了那片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八月份发生的朗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的冲突。”陈毅愤激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的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这时，赫鲁晓夫竞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责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便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周恩来和毛泽东也对赫鲁晓夫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这次争吵在中苏两国关系中留下了严重的伤痛，赫鲁晓夫后来提议双方都烧掉这次会议的纪录，但是这已无济于事。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无法抹掉。赫鲁晓夫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此后，无论是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或是在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他仍抨击中国在中印争执中采取的立场。 尼赫鲁完全知道苏联在向中国施压，要中国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相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最终会使中国屈服，因为中国经不起与苏联彻底决裂。正是在这种信念的主导下，尼赫鲁和他的谋士们在内心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如何作为，它都不会遭到大规模的反击和进攻。 美国在背后壮胆 另一个使尼赫鲁确信中国不会向印度进行反击的重大因素是它与美国新近建立的密切关系。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实行“重巴轻印”的政策。虽然美国的目的是遏制中苏，但是巴基斯坦力量的增强，无疑使印度感到不安，所以印美关系冷淡。在此情况下，印度自然需要同中国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以抗衡美巴联盟。 1955年后印苏关系改善，美国对印仍不大在意，这主要是由于杜勒斯对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心怀不满：一是认为这些人是骑墙，想在所谓的“共产主义与民主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心术不正；二是认为他们虚伪地鼓吹非暴力与和解，但在印度刚刚独立后不久，即向邻国出兵；三是他们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反对在朝鲜战争中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从印度方面来说，情况也有点类似。尼赫鲁一方面甚为欣赏美国宪法上所载的所谓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曾受过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人，却对美国的一些所作所为感到厌恶，认为它是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后继者。对他来说，冷战乃是昔日那种在欧洲的各国争权夺势斗争的继续，不同之点在于，现在是美国及其盟国想主宰国际社会而已。为此目的，他们制造出一个吓人的共产主义怪物。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援助巴基斯坦的同时，也下力气争取印度。 1956年尼赫鲁再次访美，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见后，双方之间产生了某种信任感。在1957年至1958年问，当印度面临经济困难和粮食危机时，美国与印度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在4年期间，以优惠的条件向印度提供16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米。1959年美巴签订的防御协定并没有影响美印关系的缓和进程，因为艾森豪威尔答应尼赫鲁，美巴之间只执行迄今已签订的协定，美国不会再向巴提供新的武器。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印使美印关系的缓和臻于顶点。在会谈中，美国还答应向印度提供可观的经济援助。尼赫鲁在会谈中没有要求提供军品援助，一是怕美国提出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向巴基斯坦让步，二是怕影响不结盟政策的声誉。双方当然也谈到中国问题，但未作任何公开披露。不过从其后艾森豪威尔在两院和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方面内容的主体轮廓。艾森豪威尔在讲话中使用了“我们不受约束的双方必须互相支持”这样的词句，并说明在需要时美国准备援助印度。 此后，便出现了中印关系愈紧张、印度得到的美援就愈多的现象。 肯尼迪上台后，美印关系进一步发展。肯尼迪在当参议员时便极力主张向印度提供援助。他的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以同情印度而出名的。所以，在肯尼迪执政时，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扩大了。据统计，从1947年到1959年的12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不到20亿美元，但从1959年至1962年这一期间，美国已经给印度或答应给印度的援助竟超过40亿美元。美国的援助成为印度当时所得到的最大一笔外援。由此可以理解尼赫鲁一再拒绝中国有关举行边界谈判的呼吁，为他自己所称的“小片荒凉之地”大做文章的原因了。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出发，不仅希望印度在中国西部边境制造麻烦，而且还对印度的发展表示出极大兴趣，因为它乐意看到印度在竞争中战胜中国，树立一个可以取代中国的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美国无条件地支持印度的立场。 印度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真是左右逢源，经济和军事援助滚滚而来，其声望和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于是，尼赫鲁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他可以无条件地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还有求于印度的中国，只好听任印度在边境上蚕食和前进，怎敢向它发动大规模的反击？ 【印度国内方面的原因】 民族主义的抬头 尼赫鲁之所以在边界问题上一再拒绝与中国谈判，企图用武力压服中国，显得那么嚣张和缺乏理智，是与印度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急剧膨胀分不开的。印度的民族主义由两股思潮组成，一股是世俗的民族主义思潮，另一股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这两股思潮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对“大印度”的想象和追求却是一致的。由于印度的种族、宗教、语言和种姓等方面情况极为复杂，除英国统治时期在行政上大体实现了统一外，它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所以，这两股民族主义思潮所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不是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而主要是在“地理”或“领土”的观念方面。两者一旦结合起来，在领土方面的要求就十分强烈，其表现往往会达到无理性的程度。这使得尼赫鲁和他的谋士们竟然根据传说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例如1959年10月21日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度外交部历史司正式编写了一份题为《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界的历史背景》的文件，并将它广为传播。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印度的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人们今天看这份文件时，会感到这种说法十分荒谬、可笑和无知，但是当时的印度领导层和外交部官员，对之却是十分认真的，甚至认为他们的想法是神圣的。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上述两股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产生的代表作。 尼赫鲁早在1944年撰写的《印度的发现》中就说过：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但是，印度作为一个刚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雄心壮志和“梦想”呢?为实现此目的，尼赫鲁在独立后为印度制定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力图在经济上既能从西方发达国家、又能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尽可能多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他在政治上也是独树一帜，力图发展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三势力。1947年尼赫鲁积极召开和主持泛亚洲主义会议，1948年在国大党年会上提出应该在中国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世界政治的时候，“建立一个由印度作为神经中枢的亚洲联邦”等活动，正是要将这种“梦想”逐步付诸实施的具体表现。尼赫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还曾设想过与中国结盟。那时中国十分赢弱，显然，根据尼赫鲁的设想．结盟后，中国当然会成为依附于印度的伙伴。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后，尼赫鲁没有再提建立联盟的事。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毫无减弱，他仍然希望将中国纳入以印度为中心的某种亚洲共同体，使亚洲用一个声音说话。他意识到，要使印度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成为能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强国，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使中国就范呢?答案是恩威并用，两面策略。一方面提倡与中国友好(其中当然也有真实的成分)，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问题上放弃那些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而自己又无军事力量维护的治外法权(尼赫鲁本来想用武力阻止中国进军西藏，后因没有军事实力而改变了策略)。但是，在领土问题上，他要说一不二，“不容谈判”：英国人占领了的，他要继承；英国人没有占领过的，他也要占领。 1947年的印巴分治，本来是对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的冲击，但是，这一冲击不仅没有使它有所改变，反而使之更加顽固和甚至歇斯底里化了：来自任何方面的对印度领土的怀疑和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一观念的亵渎。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统治阶层虽然同意印巴分治，但是长期以来切盼巴方建国失败和重归印度的原因(直到今天，他们之中一些人，依然认为巴基斯坦应回归印度)；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独立后迫不及待地向外扩张，不断抢占中方领土、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深层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谈判不仅是对“大印度”领土观念的亵渎，还意味着其“梦想”的破灭。1959年9月8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只不过是回复对方3月22日的来信的一封很正常的外交信件，但因它阐明了中方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即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并驳斥了尼赫鲁关于画定西段的1942年条约和东段“麦克马洪线”的所谓论据，却引起尼赫鲁极大的反感。两天后，即9月10日，他在联邦院讲话时激动地说：“……印度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国家……这并不是为了一英里两英里(领土)的问题，这是要比一百或一千英里(领土)更珍贵的东西。……”等等。若孤立看待这些言论，人们会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但若将它与尼赫鲁的抱负和“梦想”联系起来，心中便会洞然。难怪中方的“不开第一枪”，单方面后撤20公里，善待入侵的印方士兵等等，这些在两军对垒状况下史无前例的善意举措，在尼赫鲁看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将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明确无误地属于中国领土的塔格拉山脊让给印度，印方也不仅不会终止其既定的“前进政策”，反而是会更加嚣张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促使尼赫鲁有着一种强烈的对外扩张倾向。其实，从尼赫鲁本人来说，作为印度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也有意煽动民族主义。在这点上，我想引用著名印度学者普列姆帕蒂(Mr．D．Prempati)的评论来说明问题。 “印度的统治阶级从未预料到家门口的社会主义邻国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自然担心，消息会传到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那里。此外，印度人民知道，中国和印度都同样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如果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领导下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问内，在土地改革、就业、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印度人民在破天荒地学会进行对比评价后，将会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妨碍了在剑桥受过教育的印度领导人，使他们不能为自己国家成亿的人民做出同样的成绩?正是他们的对事物进行对比的看法在印度响起了春雷。 印度领导人害怕印度群众的对比看法会形成危险的势头。于是，他们决定，必须通过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来摧毁它。为使这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连贯性，就必须不断激活边界和西藏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一场战争。他们知道，战争可以产生蔑视和仇恨。除战争外，没有任何设计可以摧毁日益兴起的对比看法。一旦中国人被看作是敌人，印度的群众便不愿意听取有关他们的任何可喜的报道了。……” 党内斗争的政治因素 印度在独立后虽采用英国式的多党议会制，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它在实际上是个一党统治体制。从1951年至1952年问的第一次大选开始，国大党便完全控制了上院(联邦院)和下院(人民院)。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它的领导人多来自受过英国教育的高级种姓。由于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在独立后的印度政坛上举足轻重。他们之中尤以甘地和尼赫鲁的威望较高，他们的名字几乎就成了印度的同义词。相形之下，在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决策中，议会的作用显得并不十分重要，而往往成为对他们和他们的同事已作出的有关政治和战略决定进行理论争辩的论坛，或者是使之合法化的场所。但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整个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国大党领导人很少考虑过未来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有时偶尔泛泛地谈到一些原则，但是这些泛泛的原则产生不出具体的政策。在缺乏一个明确和清晰的指导框架的情况下，由英国教育和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精英们自然拣起了英国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尼赫鲁是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强战士，但他本人却曾公开声称：“就我的好恶来说，与其说我是一个印度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英国人。”听了他本人的这个自白，人们便不难理解他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所作所为了。 尼赫鲁作为总理，除负责内阁的全面工作外，还分工主管国防和外交。他曾周游列国，在国际问题上比其他国大党领导人见多识广，在强有力的副总理萨达尔?帕特尔于1950年去世后，他自然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唯一制订者。其他领导人也乐于由他独断专行地去处理一切涉外事务。 令人遗憾的是尼赫鲁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加区别地接受了英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和印度统治阶层精英们所形成的一致观点，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虽与国大党内的右翼成员有所不同：他主张中印友好，尽管是有条件的；他在某些情况下，否定过党内和内阁中的一些右的观点和主张，例如在1950年代初期否定了要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的主张；放弃了在西藏的特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同意“中国的西藏地方”的提法，并在1956年劝告过达赖返回中国等等。但是，他与其他一些印度领导人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划清界限。他实质上仍然希望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区”；在边界问题上，他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英帝国主义者企图强加给中国的“麦克马洪线”，认为它是“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并且不容进行任何谈判的”。尽管这样，印度的右翼党派和国大党中的右翼成员对他仍然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在1959年西藏叛乱前后集中地爆发出来。 1959年，印度右翼政党和各种右翼政治势力对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相对谨慎和相对温和的立场，进行了极为激烈和带有摧毁性的攻击。进行这场攻击的领导人是社会党的老资格领袖贾亚帕拉卡西?纳拉扬。他批评尼赫鲁胆怯，不道德，并且于1959年5月间在新德里召开的全印西藏大会上，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步骤将问题提到联合国。随着中印争执的升级，对尼赫鲁的这种攻击愈加尖锐。这在国大党的右翼成员中引起共鸣。他们将主要攻击目标对准了国防部长V．K．梅农，但尼赫鲁本人也未幸免。 1959年9月7日，自诩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的尼赫鲁，竟然在愤怒的议会的压力下，作出了向议会公布当时中印两国政府间所有来往照会和信件的不寻常决定。尼赫鲁这样做，等于将纯属执行机构的权力拱手交给了立法机构。国际实践证明，外交手腕只有在朦胧中才能发挥作用，成功的外交谈判也往往只能在秘密中进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度长期敌对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就是一个生动的现实证明。尼赫鲁的这一决定，大大限制了印度政府的回旋余地和活动能力，使其在外交事务中处于十分被动和无力的地位，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尼赫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政坛上压力集团的作用 印度政坛上存在着许多压力集团。对尼赫鲁来说，最强大的一个要算是国大党的右翼。自印度独立以来，在国大党内部，左右两股势力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在中印边界争端表面化以前，右翼力量一直不能得势，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内政部长潘特(G．B．Pant)、财政部长德赛(MorarjjDesai)和粮食农业部长帕蒂尔(S．K．Patil)。这些人及其支持者认为，中印争端是他们通过打击没有政治基础的梅农来攻击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和尼赫鲁本人的极好机会，理由是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失职并向中国人让步。由于印度的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失败，而在1962年又即将举行第三次大选。尼赫鲁十分担心党内的右翼反对派和党外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来反对自己，并认为这极可能动摇自己的地位，因而力图使对手相信，他在对华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的立场，并没有向中国人作出让步，也没有与中国人达成什么秘密交易。在这个关键时刻，尼对自己个人的地位的关心胜过了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关心。据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过诸如外交秘书这样要职的K．P．S．梅农在其《中国的黎明》一书中说：“尼赫鲁个人似乎有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他在内阁中的一些高级同僚的反对和议会的批评，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摆出了坚定不移的姿态。”1960年4月，当周恩来怀着满腔热忱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极力想与尼赫鲁就边界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时，尼赫鲁却安排潘特和德赛等人一一与周见面，一方面让他们表示印方的强硬态度，一方面使他们信服自己并没有向中国作出过任何秘密让步。据梅农观察，尼赫鲁当时对自己的地位是如此担心，以致他粗暴地拒绝了一揽子方案。后来，梅农在回忆录中痛惜地说，印度在1960年4月失掉了一个在合理基础上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良机。 第二个影响较大的压力集团是新闻舆论界。由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新闻舆论界往往不辨真伪、不了解有关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他们有时听到一点传闻，便用醒目的标题加以渲染和夸大报道。这往往激起不明真相的公众反华的沙文主义情绪。在激动之下，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甚至要求轰炸中国领土。而政府的两面派作法和领导人的不当言论，更加重了这种激愤情绪。例如1959年，印度内政部的某些官员及其下属，漫不经心地置尼赫鲁1959年9月13日禁止巡逻队在拉达克段向前移动的指示于不顾，擅自向中国境内派出了巡逻队并向中方进行挑衅，因而导致了10月21日空喀山口的严重事件。尼赫鲁于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有国防部长、陆军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内政部及国防部官员参加的内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会上，陆军总部和外交部纷纷抨击印度情报局，指责它进行扩张和制造边界挑衅。但在公开场合，印度政府却谴责中国进行了“无端的侵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两面派作法，无疑对公众情绪起了极为有害的挑拨和煽动作用。印度公众自然会问：既然中国进行了“无端的侵略”，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立场?!新闻界和议会开始对尼赫鲁不满，指责他放弃领土并且没有将真相告诉人民。据说尼赫鲁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个人的魅力，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敬慕程度，以及他对他们的影响力。他希望在自己与群众之间建立一种爱慕和信赖的感情，并视此为最重要的个人资产。为阻止这种资产的销蚀，他认为也很有必要证明，他没有放弃印度的领土。所以，当尼赫鲁遭到议会和新闻界指责，说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人民时，他就不顾可能产生的其他后果，用一切手段证明他在对华政策上并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为了提供证据，他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全部通信，于1959年9月7日发行了第一本白皮书。 白皮书一旦公布，它的内容便成了全民甚至国际社会的公共财产。人们研究着，争辩着。无论是议会或新闻界，不时要向尼赫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尼赫鲁在回答问题时往往没有充分准备，有时甚至信口开河，所以失言颇多。说出的话是难以收回的。在公众的压力下，尼赫鲁的调门越来越高，无论在党内或议会内，还是在新闻界，他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反对派的“俘虏”，并渐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至于同中国谈判，那只能是为了应付门面，说说而已。 还有一个压力集团是由外交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一些高级官员组成的。这些人一再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中国不会对印度的前进政策作出强烈的反应，并且认为，如果形势需要，印度军队是可以对付中国军队的。正是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对中国一再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太过微小。 正是在党内和政府的鹰派、党外反对派、新闻界和新德里公众的不断压力下，在某种程度上作茧自缚的尼赫鲁，一步步被推上了同中国对抗的僵硬道路。 【对中方国内形势估计的错误】 1959年至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中国正值在“大跃进”遭到挫折后又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恰在这时，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突然撤走了在华工作的130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合同，拿走了工程图纸，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这对中国来说，确是雪上加霜。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0％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74.50美元降为59.50美元，下降约19％。特别是粮食减产严重，全国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早在1959年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尼赫鲁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允许一些西藏叛匪飞往美国科罗拉多，接受训练，然后将他们派回西藏进行破坏并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车队。1961年下半年，这些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叛匪残余在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车时，缴获了一些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1961年1月1日至8月16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养较差，战士的营养不足和在有的地区军事调动出现困难等等。叛匪将这些文件传给台北和华盛顿，自然也会传到印度情报局手里。尼赫鲁和他的谋士们便认为中国当时在军事上处于十分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军力是不行的。印度士兵对中国士兵足可以以一当十(后改为以一当六)”。 除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外，中国还面临台湾国民党人和美国的军事威胁，而这时中苏分歧严重恶化，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又不予以支持。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叫嚷着要进攻大陆，而诸如哈里曼和杜勒斯这样的美国权贵们都访问了台湾，并任命有两栖作战经验的阿伦·柯克将军为驻台大使。中国加强了在福建沿海的驻军。1962年下半年，随着中美华沙谈判的恢复，台湾海峡的局势虽稍有缓解，但是总的局势仍然紧张。在尼赫鲁看来，中国这时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一种涣散或者软弱无力的状态，它怎经得起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 有许多事件使尼赫鲁确信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例如，他不顾美国的劝阻，决定出兵接管果阿。这不仅是直接向葡萄牙挑战，还冒犯了美国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但它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结果。在尼赫鲁看来，此事进一步证明了印度军队是有效力的，也证明印度的国际地位足以保证其免遭外来干涉的危险。还有，印军在边境地区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对抗，结果都是中方后撤而未作报复。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1962年7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事件。当时中国军队包围了入侵的印军哨所，但当印军坚持不动，并威胁要进行报复时，中国军队贯彻毛主席的“力争避免流血”的指示，未进一步采取行动。印度方面便认为中国在关键时刻退却了，还将这次事件作为其进行有计划的冒险所取得成功的范例，大加吹嘘，全然不觉得这是中国方面以中印友好大局为重，再一次主动作出让步的结果。这是尼赫鲁在对中方意图的估计中犯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之一。尼赫鲁后来在议会中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进行了冒险，我们前进了。我们还有效地制止了他们的进一步推进。”这时尼赫鲁似乎充满了信心。他决定不接受中国方面一再提出的谈判建议，不作任何让步，并于1961年11月12日开始实施1960年5月制定的前进政策。到1962年10月初，他甚至公然下达指令，要军队将1962年9月8日后“越过”他确定的中印边界线(实际上是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 【尼赫鲁个性和印度情报体系的问题】 自1950年帕特尔去世后，尼赫鲁在印度政坛上成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他气宇轩昂，仪表不凡，与政界其他人物相比，大有卓卓如白鹤立于鸡群之态。在外 交政策的领域，尼赫鲁更是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早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均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他一直被认为是 这个领域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个性特点、独有的思维和工作方法自然会对印度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对华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尼赫鲁个性的形成和特点 尼赫鲁于1889年11月14日出生于克什米尔，是一个属于印度社会最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世家的独生子。从尼赫鲁的自传中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很富有，父亲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律师。 尼赫鲁接触西方的文化和教育较早。他15岁便到哈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深造。由于他长期在欧洲生活，所以受西方的影响很深，在许多情况下远远超过了他的印度教背景。 尼 赫鲁从欧洲归来后不久，便受到甘地的赏识。并且很快成为一个与甘地保持较为密切关系的青年领袖。尼赫鲁以自己的魅力和受过的广泛教育，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 吸引到民族独立运动中来。他知道如何向追随他的群众讲话。这些群众常把他当作导师和长辈对待。而他也常以一个长辈的口气来向他们发表演说。 在争取 独立的斗争年代，尼赫鲁虽在有关斗争策略的问题上与甘地有过尖锐的分歧，但他对甘地的景仰和崇敬之情一直未有过动摇。甘地也很明显地将尼赫鲁看做是他的接 班人。独立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的第一任总理。在1950年前，当时被称为铁人的副总理萨达尔?V?帕特尔在世时，印度政府实际上是实行两头政治。在帕特尔 死后，尼赫鲁才在那些参加过独立斗争的同一辈领导人中显得高人一头。在1964年去世前，他一直为国人所敬慕，并处于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 尼赫鲁在人格和个性方面有许多特点。这些个性特点无疑是他早年的家庭环境和后来所受教育的产物。它们对他作为总理和直接掌管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尼赫鲁与其他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人士突出的不同点是他作为一个贵族的地位。尼赫鲁在实际上是个有着三重贵族身份的人：生就的婆罗门，受英国文化、教育熏陶出来 的绅士和一个全印知名的西方化律师之子。他的这种贵族特征的表现是孤傲、优越感和对别人屈尊俯就的恩赐态度。这还表现在他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和对在智力上不 如自己的人极不耐烦，而他认为国大党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在智力上皆不如自己。他的这种特性在外交场合往往表现为自负和傲慢自大，这在国际上已有较为普遍的反 映。例如前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1956年11月在谈到万隆会议时说，虽说尼赫鲁的才智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他骄傲自大，而且刻板。艾森豪威尔对尼赫鲁 的评价是：他认为除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错的。难怪不轻易评论别人的周恩来于1965年在会见斯里兰卡记者时谈到尼赫鲁也说，他从未见到过如此骄傲自大的 人。 甘地知道尼赫鲁的这个缺点。早在1936年，他在写给尼赫鲁的信中说道：“同事们惧怕你，因为你易于动怒并对他们没有耐心。他们对你的训斥和 师长作风，尤其是在他们看来你自认一贯正确和知识超凡所表现出的盛气凌人使他们感到气恼。”当时，尼赫鲁已经是一位较有权威的领导人，很自负，易冲动，并且刻板而顽固。他一旦在什么问题上作出决定，很少有人能说服他改弦更张。他不易接受不同的意见和对已作出的决定进行重新评估。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 尼赫鲁有关“麦克马洪线”的决定。他公开地和毫不含糊地声称要将“麦克马洪线”看作边界。1950年11月7日，副总理帕特尔曾写信给尼赫鲁，建议制定一 项“对麦克马洪线的政策”。然而尼赫鲁一看到这项意见，就很恼怒。他认为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他在1950年11月18日给帕特尔的回信中， 颇为傲慢地写道：“假如我失掉我们的远见和世界战略观念，而屈从于未加思量的害怕，那么，我们可能制定的任评何政策，都可能会失败。”曾任第一任外交部秘 书长的G．S．巴杰帕伊在1951年也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发出警告说：对中国来说，“麦克马洪线”可能是“英国在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留下来的创伤之 一，中国可能设法在调整边界的基础上医治和或消除这个创伤，这种调整可能既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尼赫鲁由于已作出了决断，便拒绝 了这一宝贵意见。从此以后，尼赫鲁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整个期间，一直采取了一种矛盾的立场：一方面承认西藏在现在和过去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却认为未 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所谓的“西姆拉条约”确定的“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之间的正式边界。1954年尼赫鲁同意将在西藏获得的一切治外法权移交给中国，理由是这 些权利都是英国人以帝国主义的手段得来的。但他忘却了，“麦克马洪线”也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尼赫鲁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坚持己见，但却十 分重视议员的不同呼声和“公众舆论”的强烈程度，认为这是“民意”的反映。其实，这些不同呼声和“公众舆论”往往只代表和反映了为数不多的大资产阶级和部 分中产阶级上层的看法。当他感到这种“公众舆论”过于强烈时，他又往往屈从于它的压力，甚至来个180度大转弯，反过来热烈鼓吹他不久前谴责过的作法和观 点。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工作中，尼赫鲁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很少将一些重要的事情委托给别人来干，事无巨细，常常自己动手。由 于工作过于劳累，时感体力不支，他曾在1962年上半年一度病倒。他虽通常不太依赖别人，但是，一旦某个人取得他的信任，进入他心目中的小圈子，即使后来 发现他有不诚实或与能力不相称之处，他也不肯解雇他。他的这种思想和作风导致了下属事无巨细都要请示他，因为人们惧怕他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动辄发 怒的脾气。 尼赫鲁在一定程度上也看重和信赖一些有水平和有决断力的人，但是这些人为数极少。他们之中长者如甘地，同辈人中有帕特尔和一定程度上信 任的潘特。在潘特死后，尼赫鲁除了自己一手选拔的小圈子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了。他的小圈子的主要成员是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总参谋部参谋局 长B．M．考尔，情报局长穆立克和外交部历史司长戈帕尔等人。 对情报工作的致命影响 尼赫鲁的上述个性特点和思想作风对印度政府工作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突出表现在对印度情报工作方面。 尼 赫鲁在印度政坛上是十分活跃的，除担任总理职务外，他同时还兼任外交部长、能源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大党主席、党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成员 和国会议员，还经常担任去世界各地进行调解和斡旋的无任所大使。在梅农被迫调离国防部后，他还兼管国防部。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他又喜欢事无巨细，事必躬 亲，不愿依靠别人。在尼赫鲁的办公桌上，各种文件和报告常常堆积如山，有关外交的文件和报告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他自认为，其他人也承认，他是头号 专家。情报方面的文件也如浪潮一样不断涌来。他即使以最快的速度阅读或浏览一遍这些文件，也根本抽不出时间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注的思考。工作压力是如此 之大，尼赫鲁也感到自己身心均难以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第一个信赖的人便是克里希纳·梅农。作为国防部长，梅农受到尼赫鲁完全的信任，他可以对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全权处置，但他对如何改进情报工作却不感兴趣。正如B．M．考尔中将所说的：“如果有人要设法在这方面花点时间，梅农对他不屑一顾。” 印度方面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在领导不重视的情况下，情报局所遇到的困难必然更多。这里有两个比较突出的困难：第一个是印度方面没有足够数量的精通中文的官员；第二个是在对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方面，在体制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不 懂某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想要深入了解该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和心理素质等等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学术 界对中国的研究极不重视。到50年代中期，德里大学和外语学院等高等院校才开始建立中文系，但是极端缺乏合格的师资力量。据估计，这时全印能读写中文的人 数也不过半打，而且水平也很有限。尽管尼赫鲁早在50年代初曾给情报局长穆立克下达过开展有关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收集有关中国情况的指示，但在贯彻执行中问 题很多。因为英国人不像在其他领域那样，他们根本没有给印度培养出这方面的人员或留下什么经验。穆立克称，印度情报局在1960年大体克服了这些问题，这 看来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情报的综合分析和判断问题。据说，印度陆军、内务部和外交部早在1948年即成立了一个由外交部官员领导 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但是它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由于穆立克是尼赫鲁的亲信，他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负责国内外情报收集的内务部情报局成为对战略情报、即对作 为“潜在敌手”的中国的能力和意图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权威中心。陆军只负责战术方面的情报收集。当意见出现分歧时，由于没有一个进行综合分析的协调机构，人 们便常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例如，情报局认为中国方面在西藏驻有七个师，军方认为只有四个师，于是便折衷为五个师，上报给政策制定者参考。情报活动的协调 工作本来就很混乱，而穆立克与尼赫鲁的亲密关系更加重了这方面的混乱局面。有关情报局的活动和它所收集到的情报常常送不到陆军总部，甚至有时连作为情报局 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内务部，也得不到这方面的报告。情报工作的重大问题通常是在保密的情况下，由穆立克和尼赫鲁两个人口头商量决定的。由此可想而知，日理万 机的尼赫鲁自然会有不少疏漏之处。更麻烦的是尼赫鲁只相信他的小圈子内的亲信，其他人提供的情报和分析意见，无论多么符合事实和有说服力，一概被弃置一 旁，不予理睬。例如陆军参谋长K．S．蒂迈维将军，东部军区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和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均先后对中国的军事形势提出过不同看法， 但是尼赫鲁不仅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重要性，甚至还认为这些人无非是想多争取一些军费和支持。但他对穆立克所作的分析和保证深信不疑。穆立克向尼赫鲁和外交部 的官员保证说，印度越过中国所主张的边界线设立哨所，对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议外，不会有其他反应--肯定不会使用武力。 尼赫鲁不接受一些高级将领提 出的警告，无视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不同看法，还有一个较深刻的思想根源，他一直认为对华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和外交问题。既然是一个政治和外交问题，那就要从 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尼赫鲁认为印度已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在第三世界占有特殊地位，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且两面受敌，而凭自身的军事力 量，印度可以对付一切。所以他不仅听不进下属的任何不同意见，而且对中国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也置若罔闻。从另一方面考虑，看来尼赫鲁显然感到，一旦接受了 这些不同意见，那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迄今坚持的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要重新估计整个国际局势和处理对华关系。而尼赫鲁认为对华政策集中反映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这也正是他要对印度未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域，任何在这方面的立场和看法的改变，对他来说，将证明反对和批评他的人的正确，也意味着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 特殊地位的垮台。这决定了尼赫鲁只愿听取符合他的这一意图的情报和意见。据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印度外交部的官员都尽量避免处理有关中国在边境地区活 动的情报，因为谁若提醒尼赫鲁边界冲突有可能升级，尼赫鲁就可能发怒。所以，直到1962年9月，当西线军司令道拉特·辛格将军就前进政策发出警告，主张放弃所有前进阵地时，尼赫鲁仍不予理睬。而他的另一亲信考尔1962年10月10日亲自到东线克节朗河地区视察，尽管目睹了双方军队开火的严重事态，他在 回到德里后也不敢向尼赫鲁讲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印度情报局虽在深入了解中国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就1962年边境战争的双方形势看，印方并不缺乏情报， 而是缺乏对情报的正确分析和解释。尼赫鲁的个性和他特有的工作作风，使印度情报局在实际上成为隶属他个人的一个独立单位，使情报局在工作中不遵守许多国家 从长期经验中得出的最基本规程，即将情报收集和分析解释工作分开。穆立克一个人，既负责收集情报，又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负责加工、分析和解释，并将 它呈送给最高决策者。这样的工作程序不能不说是将尼赫鲁引向(或者助长他走向)错误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自 王宏纬著. 《当代中印关系述评》.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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