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张 刘伯承在作动员报告 1947年6月30日，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代价，仅人员就损失了一半之多。《冷的冬热的血》的作者采访了大量当事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所谱写的一曲悲壮史诗。 初到大别山的感受 大别山这块红色老革命根据地是从大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同毛主席领导的中央苏区遥相呼应的鄂豫皖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5师在李先念等领导下，又重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1947年8月，大别山人民终于盼来了刘邓大军。到大别山后除了本身工作外，第一件大事就是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以往靠后勤供给粮食，伙房做饭，实行张口去吃的制度，这时行不通了。伙房的同志连锅都丢掉了，所以只能靠各班排自己摘野菜，从倒伏的谷穗上将发芽的谷子采下来，用旧洋瓷盆在火上烘干，脱下上衣包住来回搓，力求将稻皮去掉，然后再用瓷盆煮熟充饥。当时哪个班、排有一两个瓷盆简直成了宝贝，煮饭、烧开水、洗脸、洗脚全靠它。为解决司令部机关吃饭问题，刘邓首长考虑到我在长征时负责过筹粮工作，让我担任司令部机关筹粮小组组长。开始基本无粮可筹，主要靠吃野菜。后来经过发动群众，找到地主的稻田，采地主田里发芽的稻子吃。找到地主收藏的粮食时，首先分给当地的群众，部队也分一点，拌着野菜一起充饥。睡觉也很简单，将稻草铺在地上往里一钻连铺带盖都有了。 邓小平同志在到达大别山一个月后，在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把北方战士不会吃大米，不会走田埂小路，病员增多，体力普遍下降，有钱也买不到布匹和油盐，冬衣尚无着落等问题都写进去了，所以才有了晋冀豫军区根据中央指示派王宏坤、赵基梅两个纵队千里送寒衣的壮举。但由于敌人已先后调集33个旅的兵力进到大别山企图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很多部队并没有穿上这些棉衣。刘邓首长一面向中央报告情况，一面部署部分部队开到山南富庶地区寻机歼灭敌人，筹措布匹，人人动手自制冬衣。自做的冬衣当然是五花八门了，有土布的，也有绸缎的，甚至有寿衣布做的，穿起来笑话百出。在这里要交代一下，粮食或布匹有的是付现大洋买的，有的是打欠条让其以后到人民政权凭条领款。据说1948年以后，不少商人和群众拿条子到政府兑了现。 上一张 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 个别人因为吃饭问题而违法乱纪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很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国民党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这里连年混战，国共双方在这里拉锯几十年，大别山人民少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无论是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了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也就是“坚壁清野”，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把自己家里的贵重物品、粮食转移到山上，或者在房前屋后埋起来。后来成为军队著名作家的徐怀中，当时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他在新县浒湾区一个乡的武装工作队工作时，由于雪盲，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亲眼目睹了房东把存下来的粮食在房前房后分散埋藏多处，一处只放很少一点，即使被挖去了，别处的还在。他每次取回一点稻谷，就像是偷盗似的，要趁夜去，四下看看没有人，赶快起出来，还要把现场料理得一点也显不出痕迹来。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他们把猪拉过来就杀掉吃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大米，铺稻草。”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六纵也很重视纪律，特别是杜义德政委，对群众纪律更是毫不含糊，连许多机关部门首长都害怕他。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当时纵队和十六旅一起住在蕲春。我和十六旅政治部的郭岱一起带人去打土豪。我们一调查，还真有家地主。这家地主院子很大，房子很气派，院里有一棵橘子树，橘子熟了，压得树枝沉甸甸的。郭岱有点嘴馋，他对我说：“咱们搞些吃吃，在老家可吃不到这玩意。”我刚开始还有点不敢，郭岱大大咧咧地说：“怕什么？又不是贫农家里的，这家是地主，可以吃一些。”我俩就找了个篮子，摘了一筐，拎回来每个人发了几个。政治部主任陈孝看见了，把脸一绷，训斥我们说：“你们几个胆子可不小，连老乡的橘子都敢吃！”郭岱忙讲：“主任，你放心，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地主家的。”陈孝脸色也缓和起来了，他笑着对我们说：“是地主家的就好了，我也让小鬼去搞些。”大伙正忙得不可开交，杜义德过来了，隔着院墙，他只看到了树上的小鬼，没有看到其他人，远远地喊了一声:“哪里来的土匪，在这里摘橘子！”小鬼不敢下来，说：“这是地主家的！”他不说“地主”还好，一说“地主”，杜义德火气更大了，说：“地主家的也不能摘，你还有理，我把你枪毙掉！”说着就要去掏手枪，我们几个干事正站在他身边，一看他来真的了，都慌了，忙上前抱着他，不让他掏手枪，还有人喊:“小鬼，你快下来！”小鬼吓坏了，哭着爬下树，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杜义德气得踢了我们几脚，还说：“我一定要把他枪毙掉，让他违犯群众纪律！” 我们尤太忠旅长也听说了这件事，忙让人把这个小鬼找来，让他躲在一个女厕所里别出来，等政委气消了再说。我们旅政治部主任陈孝也找到了杜义德，主动检讨说：“政委，是我错了，是我让他去给我摘几个橘子吃的！”杜义德狠狠地瞪着他，对他说：“你是首长，还明知故犯！不但枪毙他，连你也要处理！” 陈孝回到旅里，垂头丧气地给尤太忠讲了：“老尤，这事我看政委是要抓住不放了，你去说说，也许管点用，我犯了错误，应该受处理，只要不枪毙小鬼，怎么处理我都行。”说着他就收拾了一下被子，抱着进了禁闭室。尤太忠也没了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杜义德。尤太忠说：“政委，陈主任也知道错了，他现在就把自己关在了禁闭室，等着纵队处理！”杜义德还激动得脸通红，还不松口：“他知道错了，也要处理他！这次我决不会手软，那个通信员，也要严肃军纪！”尤太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默默地退了出来。 最后，纵队研究决定，陈孝关禁闭一周，留党察看处分。尤太忠又去纵队说了不少好话，杜义德这才放过了那个小鬼。 我们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了这个事的全过程，都吓得不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据《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整理）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