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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全军覆没:被俘红军官兵惨遭西北军阀屠杀(1)

2013-10-24 00:00| 发布者: 123456000000| 查看: 21| 评论: 0

摘要: 被马家军杀害的西路军将士 西宁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的传令队传令长马英--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的土地局里。1937年元月,马步芳以及厅长、委员们决定,叫传令队将俘虏来的红军押送出来,从街 ...

被马家军杀害的西路军将士

被马家军杀害的西路军将士

    西宁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的传令队传令长马英--一批红四方面军俘虏130多名,押在西宁大南门外的土地局里。1937年元月,马步芳以及厅长、委员们决定,叫传令队将俘虏来的红军押送出来,从街道上走过,马步芳等人要观看一下。

    马步芳和委员们、厅长们在观井街军部门口。俘虏的红军从观井街走到军部门口站着。马步芳观看以后对委员们和厅长们说:“别看这些人穿得烂,没有劲,像讨吃一样,可把我们兄弟杀掉得多。你们一定要替弟兄们报仇。”

    晚上9时,马步芳亲自给我说:“马英,今晚传令兵在南滩杀红四方面军俘虏,你监管去,不要让跑掉一个。若跑掉一个俘虏,我就要杀你的头。你要亲自杀,你对杀人还有一套本领。”我就一个人先走了,随后跟我来的有马颜林、白八甲、陕少祖、尕拉文、陕金全、马明胜、尕拉木七人。

    我们八人到南滩杀人的地方,马进朝传令兵大队长已经带了传令兵杀掉10多个红军了。我们在坑沿上拉着红军就杀。我杀红军8名,用枪打死2名,共10名。白八甲杀了15个。陕金全杀了三四个,杀完后说:“我的刀不利,杀得慢,有的没有杀死就推进坑里去了。”陕少祖杀掉红军七八人。马颜林杀掉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杀掉红军5名,其中没杀死的有2名,推进坑里(我用枪补打死的那两个)。马明胜是用苏联大刀杀的,杀掉红军19人。尕拉木杀掉红军七八人。

    马英老婆莫枝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将分散各处的红军战士遗骸起出集中掩埋那时我大约21岁,住在西宁的骡马市。

    那年冬天半夜时,马英由外头回来,手上拿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的刀,刀上有血。马英的上装和裤子上都有血,脸上也有些血。我问哪里来的血,他说是杀人的血,并且说:“人血闻着心潮得厉害。”他对我说:“杀的是俘虏来的共产,我们传令队都去了。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我们就用石头往死里砸。”这样一连杀了两夜。

    马子文(曾任马步青参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1955年,由我负责挖掘活埋红军的万人坑。

    西路军战士遗体挖掘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1000左右。一处在南城门里头,当时有两个庙,一个叫火神庙,一个叫三官庙。火神庙有三个坑,挖出人头700左右。万人坑中还挖出一些烈士遗物,其中有一张湘鄂赣的布钱票。还挖出一个小人头。每10个人头装一个红布口袋。那时是我数的,总数1700个人头。

    河西被俘红军从扁都沟下来,在大梁这地方,马步芳的三兄弟马步瀛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下来做眼药。

    我在凉州见到被俘红军,问他们这样吃苦图了个啥。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也是为了主义。

    修烈士墓时,我买了20辆架子车拉运烈士的遗骸。沿途烧纸的群众有三四百人。

    杨永德(西宁市民政科主办优抚工作)--红军被害烈士忠骨都用柏香、黑龙纸包裹后装入红布袋内。每袋7-15具,共装袋103个。

    南滩流水沟万人坑,是长宽各3米多的一个正方形,坑深10米,是人工挖成的坑。挖掘的时间是1955年10月中旬,下挖2米后才见忠骨,分五六层掩埋,每层埋土约1米。此处共迁忠骨七八百具。其余两处是水冲的坑,比较浅,有略加挖掘的形状。

    烈士的头骨约三分之一有伤痕,是打伤的,伤洞较大。根据分析是用镢头、榔头、木棍、铁锨等铁木石器砸的。伤痕骨参差不齐,有的骨片与头骨连着,有的骨片已经脱落,有的胫骨已断,可能是用铁锨铲的,有的脚、腿、手、两臂也有伤痕。参加挖掘人员和围观群众都为之伤感,甚至落泪。

    武威、永登

    李惠民(骑五师补充旅上校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我军后勤学院任教,曾任青海省政协委员)--

    1937年元月下旬2月初,被俘红军的重伤病员由武威送永登,由补充旅接运到青海。伤病员能走的就勉强走,不能走的坐在骡马大车上,大车是由武威兵站派的。马呈祥告诉我:“主席(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来电话说,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过了两天,旅军需主任宋海峰在旅部大门口偷偷问我:“昨天夜里,一些伤病员在东山背后,由'牙齿'带着人去埋掉了,你知道吗?”我惊异地说:“不知道!”宋说:“那是旅长(马呈祥)偷着搞的,悄悄地。”“牙齿”是旅部中校副官马超群,因为牙全是补的,所以人给个绰号叫“牙齿”。马超群是马呈祥的至亲亲信,也是帮会里的骨干。这次残害红军据说是利用哥老会的人搞的。

    1937年大概在10月间,马步青部旅长马禄,到前方去抗日,道经永登时,由补充旅第三团(红军编成,1000人左右)调拨一二百人补充。一天午后,马禄、马呈祥、王绳祖和我到永登西门外河滩。第三团按一、二、三营次序排队等候。王绳祖宣布了要选拔一些人补充骑兵旅到前方抗日。话刚一说完,大约有十来个红军战士举起右手,口里喊着报告说“我愿到前方去抗日”跑出队列。前后有十几个人出队。马呈祥很不高兴地说:“不服从命令。”以后我同宋海峰扯到这件事时,宋说,那些自动跑出来要求抗日的红军战士一个也没叫去,并且在当天晚上也是利用哥老会的人在东山背后埋掉了。

    骑五师补充旅军需主任宋海峰--1936年11月间,马呈祥从古浪向永登送来红军俘虏20多名,由我交给喇平福团长。在他的营房后院挖了两个坑,砍一刀不论死活都埋了。当时我也在场,看了三四个就走开了。到1937年2月,马呈祥让重新挖出,在夜间用大车将死尸拉到城外山沟内埋了。

    1937年元月由武威押送红军俘虏,汽车到永登后换大车派人送往青海。在永登派车派人都由我和参谋长李惠民负责。估计前后共送红军800来名,完全被马步芳活埋残杀。有一次,马步芳给永登马呈祥来电,叫将俘虏中伤势重的挑在永登,不要再送青海。马呈祥就令李惠民、马成义等去挑,到夜间令营长马成义派人将挑下的红军俘虏活埋残杀于永登的东山沟内。前后共计挑了三次,每次十来名。我也参加挑过一次。

    张掖、门源

    张掖。1937年古历十一月初四,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下令将分到各连去的女红军以及孩子,集中到大衙门后和东西狱庙。午夜时分,全城戒严。有人说:“送你们回家!”她(他)们被推上大车,拉到东关外飞机场。每个人的身上戳一刀或头上砍一刀,推进两个长4丈、宽3丈、深6尺的大坑里。第二天拂晓,当地居民李成文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子等物,大坑两侧鲜血像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地里。有一个女的和两个娃子,浑身血淋淋的从死人坑里爬出,又被马家骑兵检查队发现埋掉。从此,人们都叫飞机场为“万人坑”。有句民谣:“死人怕的飞机场,活人怕的韩阎王。”

    韩起功指挥他的部下和民团,在张掖的东校场、牛王宫、王母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北城下面、义园广场、韩家花园等地方多次活埋红军

    被人们称为“万人坑”的张掖东校场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李春芳--

    1937年二三月,一天晚上,上面的命令来了,叫我们拿上绳子,说是去拉草。我们到了西门,见有很多人。马匪兵说两人一个,一个人拉住,一个人绑绳。都是小红军,绑住以后就扔到大车上,从城壕口去麻尼旗杆那里,被马匪兵都杀了。开始是打枪子,因为是夜里,我们没见用刀砍的情况,实际刀也砍了。这一次是杀21或23人。又有一次是县政府的副官通知我们,叫我们拿上铁锨埋人,埋的就是被杀的战士尸体。晚上在窑沟槽埋的,只觉得一大片,多少人不知道。

    听说大桥、古城那里都杀过红军。有一个战士走不动,被马匪兵砍一刀,没死,后来用石头砸死了。

    当时门源民团是两个团。第一次民团是强人强马,有枪有马,第二次就差了一些。我们这些人是第三次。当时的任务是盘查行人、放哨、抓红军散兵。

    国民党门源县政府巡察队员张承学--头一次是隍庙那一次。把手、脚冻掉的不能走动的红军被俘战士四五人,拉到窑沟用刀砍死了。有的红军战士叫不要用刀砍,说有一块铜钱买个枪子,用枪打了算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里,20多人。事先马匪兵都准备好了,是用枪打的。当时我们在外围,打了以后我们拉到坑里埋的。

    红军战士穿的是破毡中间挖个洞捆到身上,都是破烂不堪。

    据张掖地委党史办统计,西宁、河西等地被害红军将士总数为4643人。

    红军将领的人头

    骑五师副官处长薛克武--

    我到张掖慰问马匪部队伤员,从张掖返回武威途中到山丹南关时,与马禄说话。马禄说,这位郭先生(郭锡山)汽车上带去,见一见师长(马步青)。马禄交给马彦彪一个木匣,我们就离开。我同郭坐在前边同司机在一起,到武威后我才知道郭锡山是红军师长。郭见过马步青后,就住进副官处与我在同一间屋子。马克俭叫修械处人把木匣打开,才知是董振堂的头,面上有血。马克俭从医院叫来了两个看护,用酒精把血洗净,拍了相片。

    马匪由高台将董军长等四颗首级带回武威后,即令传令兵等送到医院,说这是董军长等的首级,并令以前被俘的小战士在医院当护士的来认。小红军只认识董军长的首级,其他三颗不知是谁。传令兵等临走时说:马师长令妥善保存,不准损坏。第二天,马步青亲自到医院来观看,对我说用药水好好的保存起来,不准腐坏,以便向中央领赏。我说医院没有酒精,不能保存。马立即严肃地大声说:没有酒精买烧酒作酒精,领赏回来二八分成。用这样威胁利诱的鬼话来压迫,使我敢怒而不敢言。他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欠医院的经费很多,怕医院无钱向他要钱。经费几个月才发一次,并且不按数目发。在此种淫威下,只得服从他的命令,买了几十斤烧酒作酒精(因医院只存几磅好酒精),又用白铁做了四个筒子才将四颗首级保存起来。在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至西宁交给马步芳。

    马步芳中山医院院长星天光--1937年我在卫生队,中山医院院长是谢刚杰,谢的前面是我当院长。听说中山医院护士詹乐圣保管两个红军领导的人头,一个是董振堂的,另一个是谁不知道,用酒精泡着。有人参观,詹拿出来叫人看。以后这两个人头交给胡宗南或蒋介石了,我只是听说马步芳叫人送走了。

    血淋淋的瞬间

    日月轮转,时序更新。西路军将士的遭遇,已经成了回忆中的惨烈。但是,当历史将这些瞬间推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能不让这些悲壮的故事携带我们深沉的思索,久久地绕于历史的长廊……

    红五军卫生队队长被敌人钉死在高台城内(现县政府院内)的大槐树上乔元玉在倪家营子被俘。在押往新城的路上,敌人恐吓他们,把一位连长吊在山庙前的一棵树上,脱下衣裤,用刀剥皮致死。

    一名病弱走不动的红军战士,被马家兵在腰下戳刺一刀,抽出一截肠子拴在马尾巴上,鞭马狂奔。

    有的被俘红军被捆绑起来,在脖子上割一刀。马家兵拿上馍馍争相蘸血吃,说什么吃了人血馍馍能“壮胆”。

    一个红军女战士被杀害时,马家兵把她的七八岁的小孩绑在她身上,将女战士一刀砍入坑中。小孩随着惨叫一声“妈!”堕入坑里,又被石头砸碎了头颅。

    押往西宁途中,一男一女两个红军被马家兵绑住手脚,全身用棉花包上,倒上油点着。被烧的人疼痛难忍,跳着挣扎。马家兵高喊:“好看哪!好看!”哈哈大笑。

    湟源民团押往青海的红军,一行四个女的,八个男的(都会理发)。其中一个男的冻掉了脚走不动,到流水沟被民团用石头活活砸死。其余七人因民团三个营争着叫理发,你争我夺相持不下,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

    永昌水磨沟,马家驻警那里关押了七个被俘红军。一天下午放风,一个马家兵说:“我来打个靶!”该兵问俘虏谁愿当靶子,自然没有人愿意。他便拖了一名年龄约30多的红军,押到200公尺左右的地方,命中心窝。这兵还炫耀地问俘虏:“我的枪法怎么样?”大家都低头默默地看着牺牲的战友。

    血淋淋的刽子手

    马平安,将被俘红军绑在树上,活活剥开肚子取出胆来。

    马家军围观西路军被害人员李贵在武威东门外小南街子杀害7个红军。第二次把13个红军杀在东门外,第三次又把6个红军杀在东门外。杀6个人时,李贵用软馍馍蘸血吃。他还拿来两个人心让赵德炒着吃。

    蓼泉乡刘家墩子。四名负伤的红军娃爬到刘宗福母亲家门苦哀求救。刘母将红军娃藏于炕洞,同济温饱。甲长刘文恒引着马家兵,来刘母家讹诈恫吓,从炕洞里搜出四个红军伤员,拖到门外场地。刘母双膝跪地颤抖着求告宽容红军伤员,非但无救反被脚踢,又用枪托捣打一顿。众目睽睽之下,刘文恒手执木榔头直照红军伤员头颅砸去,一榔头一个,顿时脑浆四溢,血肉横飞。

    一男一女两个红军,在农民夏季看菜的土场房子里暂避风雨。赵延典,号称“三贼”,来到场房勒索红军的白银、烟土,又剥去衣服,洗劫一空。经过一夜,红军被冻为两具僵尸。

    李寨乡三寨村马福成,将失散的一名红军司号员俘获,要夺军号。司号员抓住军号不放,马毒打他。他操着四川口音骂不绝口,并高声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马福成将他缚在大庙门前桩上,用土炮将胸部轰烂,鲜血直流,活活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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