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游击状态，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过去，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在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下，指挥、制度、编制、纪律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各大战略区都有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全国政权建立后，这样做已经不适应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成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纪律性的“五统四性”要求，并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是自己摸索还是向外军学习，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1949年6月，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掷地有声地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向苏军学习，实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选择。 早在1949年8月1日，刘亚楼偕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苏联商谈购买飞机、议定聘请苏军顾问帮助中国开办航校等问题。后来，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空学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工作。海军也是在苏联提供舰艇和技术人员培训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最早的一批苏联专家是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他们于1949年10月下旬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军学校帮助建校办学。“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军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空军、海军”，“军委聘请了几批苏联专家到各军兵种担任顾问”。 另外，中央军委各总部也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比如：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加强总参谋部建设，聘请了顾问尼哥尔斯基等；时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也不能免俗，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诚如《彭德怀传》所言：“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 聘请苏联顾问，开始并没有计划，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同苏联方面商定。苏军在华的顾问，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个别年份略多一些。他们主要分布在机关院校。苏军顾问的任期一般为一年至两年，个别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他们集中在空军、海军，总部及陆军部队相对少一些。当时，中苏经过协商，决定在总参谋部设总军事顾问，在各军种、兵种、大军区分别设首席军事顾问。 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军事系统中随处可见苏联顾问的身影。如何对待这些顾问，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事涉中苏友好，还是一个关于“如何学习苏联”的政治问题…… 1952年7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议：把扬威朝鲜半岛的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7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18类文电的细目。从此，彭德怀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他上任伊始，就遇到如何正确对待苏联顾问问题…… “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是“四条学习要求之首” 20世纪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对于上述问题，彭德怀都不遗余力地解决，尤其是对于“'学不学'的问题”---“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解决得非常好。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之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当时，由于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泽东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作为不愿学的论据：“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为了统一全军学习苏军经验的认识，彭德怀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当时正召开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他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总结报告中阐述了学习苏军的意义，提出了今后学习苏军应注意的问题，读到下面这段话时，他特意提高了音调：“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讲话中，他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当时正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总结中，他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第一条是“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把“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摆在“四条学习要求之首”，充分反映了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 在“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方面，彭德怀是身体力行的。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他认真听取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 1954年12月初，彭德怀、刘伯承应邀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事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们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向苏联顾问询问。这次参观学习，对他们触动很大。 在彭德怀的影响、带动下，全军都充分重视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 不过，在落实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 也有人提出过过火的口号。比如，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上将，他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 “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 彭德怀对“洋顾问”虽然是既顾又问，但心中有数，不是言听计从。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瞎指挥，他始终记忆犹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痛斥李德的话)，断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因此，在强调“认真学习苏联”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特别不允许“上纲上线”：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严厉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接见提意见的顾问，耐心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结果，文化教育占用时间最终超过了20彭德怀的态度，也影响了军委各总部。同年11月1日，在由总参各部领导人及各特种兵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同时，他又告诫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又不要完全依赖于苏联顾问。 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一听，火了，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1953年9月4日，彭德怀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因此，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这些意见，通过与会代表发言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纷纷曰：苏联顾问意见！彭德怀陷入深思：现在是顾问专政了？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结果是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厘米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米，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一句话，这些海岸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由于彭德怀的坚持，苏联顾问的意见被否决！ “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防止机械搬运” 1950年11月，周恩来会见筹建陆军大学的刘伯承等人，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事实证明，刘伯承的顾虑不无道理。 由于苏联顾问事事“顾问”，彭德怀也有受到影响的时候，比如对于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一例。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5月，正式颁发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内务条令》中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见《罗荣桓传》)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到5月间，彭德怀在同苏联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10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这时，“我军政治工作名宿”罗荣桓向彭德怀当面陈词，深深触动了他。1953年夏，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彭德怀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思虑再三。最后，彭德怀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的“一长制”，被军队必须实行“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取代。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 另外，从1954年起，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盛况空前的八总部体制(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监察部、总军械部)。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正因为“倾听”苏联顾问意见“中招”，彭德怀在1954年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提出“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的同时，又提出三条：“二、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四、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一句话，学习苏联不能“机械搬运”。可以说，这是他的切身体会。 “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 要提” 对于部分苏联顾问的自高自大和部分中国同志的谦卑甚至是自卑，毛泽东开始是不以为然，最后提出批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这里的“外国人”，无疑是指苏联人。 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党中央、毛泽东呈上报告，报告中说：“开始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教条主义态度，不敢想，不敢问，认为自己不懂，只能照抄照搬。成都会议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发现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也必须政治挂帅，强调务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5月16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彭德怀迅速在军队系统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对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既“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又“要破除迷信”的态度。 1958年7月22日，彭德怀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彭德怀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 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军事学院有个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 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22年仗嘛！ 在朝鲜还打了3年嘛！ 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尤金同志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由于对苏联顾问的态度事涉中苏关系大局，彭德怀的不满一直只能隐忍不发，这时他忍不住插话：彼得罗舍夫斯基(时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毛泽东点点头，又和缓语气说：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 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根据毛泽东的态度“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彭德怀迅速传达到军队系统，此后各单位对苏联顾问的态度日益正确，苏联顾问在中国国防建设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 “苏联顾问不仅以老师自居，甚至以老子自居，这样的老师不要也罢”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已基本得到恢复，遂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在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军用项目就有44个，占总数的28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这44个项目中，到处活跃着苏联顾问(专家)的身影，他们的贡献不能抹杀。但是，他们也成为苏联政府对中国施压的工具。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顾问)，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7月3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以上见《毛泽东传》) 苏联政府撤走专家(顾问)、不“顾”不“问”的举动，重挫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由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 对于毛泽东对苏联顾问(专家)问题的处理，已经挂甲京郊的彭德怀完全赞同，他意味深长地说过：“苏联顾问不仅以老师自居，甚至以老子自居，这样的老师不要也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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