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 彭德怀，当年西北战场的主帅，如今迈着沉重步履走进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会议室。从7月3日到10日，他在这里作过7次发言或插话。其中不少话在当时情况下有泄气之嫌。毛泽东从1957年始，多次讲：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然而30年后，我们不难从这些“泄气”话中看到一颗红光闪烁的赤子之心。 试摘录几段： 7月3日上午：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祥？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 7月4日上午： “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当然不是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问题上讲无产阶级专政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办法有两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之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的技术人员的工资。这次在外国跑了一趟，对这一点体会最深。与人民利益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7月6日上午： “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一两个计划的事情。”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是公社化，而且未经过实践。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这也不是说等它衰老。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就拆，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公社没有一个垮的，但像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7月8日上午：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了。” 7月9日上午：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7月10日： “……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的决定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的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不要忘记，这些话是讲在30年前！ 而且，每次讲话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毛泽东。在刚刚结束反右斗争的那个年代，也只有彭德怀敢说敢做这种事。 这些讲话并没立刻引起多大风波。 “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不过，在彭德怀最后一次发言的同一天，毛泽东也在小范围谈话中对形势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嘛！”毛泽东将军事精神贯入经济建设，所以谈话也喜欢用打仗来比喻。他又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7月13日，早饭后。 欧洲人将13视为凶数。对于中国来讲，1959年的7月13日，实在不是一个好日子。 风轻雾淡，小路蜿蜒于绿树浓荫中。彭德怀没有去西北组会议室，反背双手，一改走路生风的冲劲，沉思慢步，甚而显出忧心忡忡，朝着背靠山坡的一幢灰色建筑走去。 那是毛泽东居住的180号。当年英国巴瑞女士把这幢别墅馈赠宋美龄，被称为“美庐”。1949年改变所有制，归于人民，现在迎来了共产党的领袖光顾其中。 彭德怀上山后，第一次光顾这里。会议就要结束，他感觉许多问题还没有摆透，正确意见还远未充分讲出来，认识也不一致。他担心问题纠正不彻底，再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会更严重。 骨鲠于喉，不吐不快。只有毛泽东能扭转乾坤，他想找毛泽东面谈。 不巧，院门口的哨兵说：“主席睡觉了。” 彭德怀怔怔站了几秒钟。毛泽东睡觉难，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一旦睡下，连鸟都不许从头上飞过。建国后，也就是彭德怀闯过一次毛泽东的卧室，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有紧急军务……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庐山的气氛是这样清幽恬静！彭德怀无声叹息，转身缓步踱去。 如果这个13日早晨毛泽东不曾睡觉，如果彭德怀能够与毛泽东面谈，那么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至少是彭德怀的某一段个人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无奈，在13日这一天早晨，他们失之交臂，演出了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历史剧。 便是这一天夜里，彭德怀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质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折，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一次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碳、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为什么要把这封信不惜笔墨纸张全部抄录于此？磊落胸怀，拳拳之心，侠肝义胆于信中字字可见。无疑，真理在彭德怀手中。 今日看来，这封信语出婉转，言犹未尽，且对问题的认识还远不够深刻。但是放在1959年7月，这封信又是写得多么勇敢、直率、正确、深刻！不要忘记，信中所列举的错误、缺点和各种严重问题，“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彭德怀有真理。但是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拥有至高无上而又不容置疑的权威……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龙颜震怒”。相反，他是将烟蒂拧入烟灰缸，望着侍立一旁的秘书和卫士长，脸上流露出一丝凄苦的笑纹，叹气道：“彭德怀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支香烟插入烟嘴中，重新点燃。而后提高一些声音说：“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这封信在毛泽东手中握了3天。 这3天他一直在思考、判断，当然也找过一些同志听取汇报和交谈。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主要不是思考判断彭德怀信中所写是不是实事求是，意见正确与否？他主要考虑的是彭德怀上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彭德怀无疑代表了一批人，这种态度对当前形势和大局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毛泽东不无怨愤，“究竟要干什么嘛？” “我讲了多少次，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在船上讲，你彭德怀不听，我鼓励'促进派'腰杆子硬起来，你彭德怀就退出去舱外。你现在又写这封信，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你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且不论彭德怀究竟作何想，单是他所表现的心里有火，肚里有气便极需重视。代表一批人，有多少人？又能使多少人动摇，多少人动乱？这一切还不能判明…… 毛泽东提起笔，在彭德怀的信件上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将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指示。 7月17日上午，与会者每人得到一份印发的材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同时被告知：从即日起，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感到十分突然。这是给主席个人的信，并没有要求让大家讨论，可是为什么印发下来，而且冠上那样一个标题！ 彭德怀是三分恼火，七分不安：主席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意思？ 毛泽东的意思也许就是弄清高级领导们的真实的政治思想情况。他内心已得出彭备怀的意见是“资产阶级右倾”的结论。他只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了这个意思，尚未公开谈论，更不到定性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绝不是仅限于他一个人。这封信的意义大着去了。讨论这封信和讨论形势是完全一致的，不搞清，便无法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如何团结？当然是以斗争求团结。如何斗争？那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如果绝大多数与会者通过讨论都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都能站到充分肯定“三面红旗”、肯定成绩一边来，甚至是一致声讨彭德怀；如果彭德怀本人能有一个翻然悔过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也许还会表扬彭德怀一句了。因为他讲过，不管怎么说，彭德怀是敢讲真话的这样一类意思的话。 前提只一个：只要能达到团结到正确意见方面来的目的。 （文章摘自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作者：权延赤；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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