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干部团：长征路中的“御林军” 每人配双枪(1)

    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陂一线而告结束。

    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

    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见，在宿营或休整的间隙里，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蛮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胜，遵义会议后由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曾先后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为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团团长兼政委。

    “上干队”级别就更高，战士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上干队”政委余泽鸿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为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接任。

    “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3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由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

    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日，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

    干部团就驻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到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成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氓等老同志也去报到。刚进门，他就听团长陈赓正嗓门很大地对“上干队”政委余泽鸿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陈赓一扭头看到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

    干部团组建3个月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因而，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

    失利青杠坡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

    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是日，红一军团虽击溃敌黔军教导师攻占土城，继而又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

    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

    28日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地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攻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部又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火力还越来越猛。已经打到中午了，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

    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

    陈赓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赓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

    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仰攻。

    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三个山梁，一营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再发展进攻，既受两侧山梁敌火力的拦阻，又遭正面山头敌人阻击。

    这场恶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一营每向上推进一步，都有人员流血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与敌纠缠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攻到郭勋祺的指挥部了，山头守敌已渐渐不支，突然敌一股后续部队赶到，嗷嗷叫地对红军实施反冲锋。

    一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

    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

    打到黄昏时，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杠坡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

    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忙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太危险了。”

    朱德像没听见，问：“战斗还没有进展吗？”

    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又是居高临下，工事坚固，很不好打。”

    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啊，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还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增援部队上来了？”

    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我侧背攻击过来。

    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杠坡。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

    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一营伤亡最重，共有90多人流血牺牲。全营上下心情都十分沉重。

    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一营。

    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炮兵科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后来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发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时编入干部团当个普通参谋。

    郭化若把丁秋生和李荣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根据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对手是川军郭勋祺2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中午的时候，敌廖泽又带1个旅增援上来。敌军在青杠坡共投入了3个旅9个团。所以，陈赓团长要我转告你们：土城战斗没打好，是整个形势的问题，情报没摸准，也低估了川军的部队实力和作战能力。但一营的同志执行上级指示是坚决的，作战是非常勇敢的。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马上准备转移。

    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七条盐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