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为何说“中央救了陕北”：鲜为人知的肃反(1)

刘志丹领导下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指战员合影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