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也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 一、奔赴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D?D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 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 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 ”。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于，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一副好嗓子，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执朋友听到了。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 “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 “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 “哼，什么戏！'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啊？这还了得！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楼里唱歌唤夫君呢？这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脸面呢？又是一次更加严厉的训斥责骂，并违心地再作保证下不为例。 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D?D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 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 对于大家族的叛逆，对于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在奔向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二 、激情燃烧的岁月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炼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与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 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 在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D?D抗大与公学的学生?D?D生气勃勃的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们兴奋的，快乐的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 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们尽情享受着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张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 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 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有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体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八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我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D?D列宁装。 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配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 每到周六傍晚，从女大门口一直延续到延河边上，就拥挤着来迎接女友或妻子回去过周末的男同志们。也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对象，但自觉不自觉地跑过来看热闹，幸许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艳遇呢？ 呵，因为有了如此烁热的簇拥，女大学员们越发显得这般非常的美丽！ 三、不爱红妆爱武装 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一身戎装，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 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一改从前弱不禁风的小姐模样。据亲身经历者介绍： 诚然，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来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发愁，吃不饱饭，夜里还要遭受到“游击队”似的跳蚤之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过了几天紧张活泼的生活之后，他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跳蚤的活动，也失去了劫夺她们美梦的作用了。 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尽管她们气力不大，但并不气馁，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这些工作里获得她们的成绩。 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后来介绍：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 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 也有不能坚持者，便离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 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 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 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就需要讲原则立场，更需要站到前台作面对面的较量。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类学校培训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 18岁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龄。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姑娘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 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 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甚么美得太？” 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调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 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 采访中，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 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四、当婚姻来临 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 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这既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毛泽东与王明权力斗争的结果。 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 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在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 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待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外的长兄介绍说：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王定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 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 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的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面对这样的男人和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不！”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 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 七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你搬家了？” 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 她除了从命，没有任何方式方法可以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不可能奢谈去惩罚他。她只能独自咀嚼着革命婚姻的苦果。 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 五、当女革命者身为人母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 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 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 “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 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 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 。 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 六、“回到家庭的娜拉” 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 尤其是3月9日刊出的丁玲文章《三八节有感》，极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所遭遇的陷阱和困境。这并非简单的肉体或精神疼痛，而是进退两难，动辄得咎的险恶生存环境。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的娜拉”。离婚，更是她们遭受非议的谈资。 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 “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丁玲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于感受，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 紧随而来的整风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做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这终于使得丁玲公开表态，对这篇“我灌注了血泪”、“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与了热切的希望”的文章加以否定：“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 这样，就得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 经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 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坦露的心肠。 （文章摘自《史客1202·两情》；作者：萨苏；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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