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如今已年近九旬 驻潼关月余日军未能前进一步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我十七岁，就读于北平由山东同乡会创办的“私立山东中学”(即建国后的北京31中)，读高中。 这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古老文明的北平已成为一个木屐的世界，日本兵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随处可见。 当时，北平的市民吃的是用橡子面与花生壳合成的“混合面”，不易消化，排便困难。但即使是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 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师生稍有不满言论，即刻被押往宪兵队，长期关押。 年轻的我深深感受到当亡国奴的滋味，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日本侵略者的暴虐，大家都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苏州胡同小学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西安军校，并可以向我们提供去西安的通道，学了军事技术就可以打日本了。 于是，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按照那位小学教师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了河南新乡，然后至博爱。从博爱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黄河到达洛阳。再从洛阳乘火车到了西安，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就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三中队当学员，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不久，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先后攻陷开封、洛阳，逼近潼关。军校学生立刻组成战地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 我随部队来到陕州，与日军作战，第一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我们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与日军搏杀大小数十仗，始终没让日军再前进一步，将日军阻挡于潼关之外。 为此，我们受到了胡宗南的特别接见。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军进攻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除夕之夜飞越“驼峰”师出印度从潼关胜利回师军校后，军校号召同学们参加中国驻印军，收复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打通滇缅国际运输线。 同学们争相报名，决心杀敌报国。我也满怀一腔爱国之情报了名。半月后，我们自西安机场乘美制运输机飞抵云南 ?益，然后驻曲靖营房，经过体检和文化测试后，即飞赴印度兰姆伽军事训练中心。 我们在沾益机场候机飞往印度时，正值春节前一天。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我不禁想起远在山东的父母和亲人。我想到母亲正为我准备爱吃的东西，等她的儿子回家过年。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眼下不是赶往回家的路上，而是马上就要飞往异国他乡，去同日寇作战。 2月17日夜晚，我登上了美国军用运输机。我偷偷看过怀表，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20时零6分。我乘坐的这架飞机可容纳四十五人。机舱内没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在起飞的刹那间，我心中忽然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感。 我从舷窗朝下观望，但见灯火点点，闪闪烁烁，不由心里默念一句：“别了，祖国！别了，妈妈！” 过了一会儿，窗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黑黝黝的一片，只有隆隆机声在机舱内轰鸣，震得耳膜痛。 随着高度不断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许多人感到头晕、耳鸣、阵阵作呕。这时，我扫视了一眼驾驶室，发现指针已超过万米刻线。大家的心都揪了起来，因为谁心里都清楚，这个高度标志着开始飞越“驼峰”了。飞越“驼峰”也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 由于喜马拉雅山高且气候恶劣，所以同机所有官兵脸色苍白，虚汗淋淋。过了一会儿，机舱内温度骤降。虽然当时我们穿了棉衣棉裤，但仍然冻得四肢发僵，手脚麻木，有一种生命就要结束的恐怖感。有的人伏在地上，有的人靠在机舱壁上，有的人蜷缩着四肢，仰着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会昏昏然，一会又清醒过来。 当时，机舱内只有一只氧气面罩，仅能供急需者使用。何况这时，机舱内所有的人都好像在受病魔的折磨，浑身瘫软，都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马上死了好，谁还有力气爬过去吸上一口氧气呢？ 经过几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舱门打开时，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大家好像喝醉酒似的，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下舷梯。此时，许多人感到耳朵生疼，耳膜被压迫的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美军飞行员告诉我们：捏着鼻子，用力鼓气。这一招还真灵，照此办法做时，只觉得耳内“轰”的一声，耳膜凸出，耳朵不痛，听觉也正常了。 抵达兰姆伽接受魔鬼训练第二天一早，进行严格的消毒、注射防疫针。从国内上飞机时，我们穿着棉衣棉裤。眼下，都换成了短裤和衬衫。从严寒一下子走进酷暑，不少人患上了感冒。 早餐是牛肉罐头和青菜，比西安军校的伙食好的多。但是，大家对牛肉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肉质粗糙，味道怪异，不如国内的好吃。 早餐后，大家搬到新搭成的帐篷里住，十几个人住一个帐篷，较为宽敞。又领到了香烟、糖果、手纸、蚊帐、防虫药水。 2月23日，我们得知第二天就要从汀江出发去兰姆伽了。这一夜，大家非常兴奋，天还没亮，就索性起床捆扎行李静待出发。我们要坐五天的火车，才能到达西南方向的兰姆伽训练基地。 傍晚，我们登上专列，是英国人制造的火车。入夜，我们难以入睡，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三，再过两天就是元宵佳节。2月25日中午1时，列车因扳错道叉，第十三节车厢脱轨翻倒。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的刘恕新战友慌乱中跳车，不幸被正在倾翻的车厢压死。大家闻讯，无不为之痛惜。 2月27日午后，我们在莱尔曼海尔火车站遇到一支美军汽车队，车上的美国士兵向我们热情地高呼：“顶好！”我们激动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作回应。美军伸出手臂，摇晃着“V”型手势，不断地欢呼着，双方好像胜利会师似的，充满无比喜悦和兴奋的心情。 2月28日晨，在另一个车站，我们又遇到一列满载英国官兵的列车。这些英国官兵高傲，目中无人，俨然一副印度宗主的面孔，冷冷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看到这些英国佬盛气凌人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气愤，也就白眼相看--抗日战争开始时，英国处处向日本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来祈求自己的安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过程中，又背信弃义，陷中国远征军于险境，导致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败。 3月1日半夜，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大家以为是中途临时停车，谁也没在意。天亮了，大家往车窗外探头一看，只见站台的站牌上豁然标着一组英文字母--Ramgarh。我们都懂英语，一见这组英文字母纷纷狂喜地高喊：“兰姆伽！兰姆伽到了！” 我被编入汽车兵团，任上士班长。班里有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7辆GMC型大卡车和两辆军用吉普。驻印美军开始对他们这些根本没摸过车、没上过战场的战士实施强化培训。短短数月里，我们要学驾驶、仪表标的识别、汽车零部件的作用、车队行车规则、困难地形驾驶及防空知识，还要练习爬吊杆、翻山、爬树等，几天下来人就散了架。 5月1日，我们从兰姆伽到达雷多。先在雷多南鬼门关附近的丛林里搭帐篷住宿，因所住之地系热带病传播地区，先后有屈大章等二人染病去世，后迁到驻印军炮兵第十二团营房来，接受高级驾驶训练待命回国。 更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是，抗战胜利后，王建进入山东大学学习，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他在青岛街头遇到了失散数年的母亲。 黄埔老兵王建17岁弃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首次参战即是潼关之战，随部驻守潼关月余，日军未能再进半步。之后，他报名参加中国驻印军，在经受严格训练后，随跨越“生死线”远征异域的孩子回家了1945年7月12日8时半，我们这个编号为CC281的车队出发回国。车队主要由百辆崭新的吉普车组成，还有十轮大卡车、中吉普车、卫生救护车、大吊车等。 我聚精会神地手握方向盘，沿山腰盘旋前进。差不多11点，车队到了印缅交界处的鬼门关。车辆等待宪兵检查。宪兵检查的很仔细，足有三个小时才结束，扣下私货两三麻袋之多。战事方殷，大家都在流血流汗，一些人借路走私，实属民族败类。 午后两点，车队继续前进。鬼门关对面便是一个陡峭的大山坡，路越爬越高，越高越险，仿佛已高达云层。同时立感空气稀薄，呼吸颇觉困难，车子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山间慢慢爬行。 黑暗渐渐笼罩大地，细雨也变得急骤起来，雨刷不停地摇摆，看外面仍一片模糊。这时，各车不约而同地将车灯开启，车队蜿蜒上下。在这海拔2600米的野人山区行车，容不得半点疏忽。这条路硬是从茫茫无垠的原始森林开辟出来的。如今，行驶在这条路上，才真正体验出筑路时的艰苦。行行复行行，爬陡坡，转急弯，不停地换挡调速，于夜11时才抵达新背洋宿营地。 7月15日下午4时车达密支那西郊。 数月前，这里曾是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和日寇酣战之地。我军三进三出，历时两个多月的攻坚战，才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缅北重镇。至今，公路两旁战争痕迹触目皆是。弹窝密布，树木被焚，焦烂之状惨不忍睹。经过火车站，看到被飞机炸毁的残破车厢、道轨，东倒西歪堆放在铁路两旁。建筑物上的弹窝似蜂巢。残砖碎瓦遗弃遍地。当时战争激烈场面如在眼前。 7月16日晨6时我们于浓雾细雨中离开了烟云笼罩的密支那。因急于顺公路前进，未能进城一观全貌。听人讲城内建筑已在炮火中尽成焦土，满目凄凉，不看也罢。 车行四五公里，便到伊洛瓦底江边。横渡该江之桥系用江轮连接而成，长约两千米。驾车颤巍巍地渡过浮桥。过桥之后，又复入山。上下盘旋，路窄且滑。行来亦须全神贯注。 7月17日晨6时即与八莫作别。至中午，车子已驶入高黎贡山丛，阴雨绵绵，加之山道多被冲毁又系盘旋向上，急转弯很多，公路尽成“S”形，行车非常困难。午后2时，车子方才爬上山顶。这一段路云雾弥漫泥泞难行，不亚于野人山之道，只是没有那么危险、高峻而已。 至傍晚抵达芒友，离国门越来越近，仿佛已经闻到祖国大地泥土的芳香。 连日行车，人极疲累，汽车亦多生病。7月18日，车队在芒友停驻一日。我们则跑到附近高塔矗立的山岗一游。 沿着石铺台阶往上攀登，就像在家乡登泰山一样。十来分钟便达山顶。有一砖塔高丈余。塔后是洋灰、三合土砌成的大墓。仔细一看，原来是新一军第三十八师阵亡将士公墓。墓高约四五尺，周围一丈有余。塔上镌刻塔文：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为掩护中印公路的修筑，中国驻印军主力源源开进缅北，出野人山经新背洋于三十三年八月攻占密支那。继克八莫，合围南坎……战役中，我中华健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终克强敌。为纪念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忠勇将士，建墓建塔，昭示后人。我们在墓前凭吊良久。午后又约三人来山根游览。信步顺战车碾过的履带痕迹前行，渐入荒草竹林之中，一路上看到废弃的战壕坑道，弹壳、碎片和锈迹斑斑的电讯器材到处都是，还发现不少枯骨。激烈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 7月20日，8点左右车队驶抵滇西门户畹町--远征异域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 退下戎装 青岛街头喜遇母亲 抗战胜利后，我退役回到家乡。1946年，我考取了山东大学的文史系，系主任是著名的王统照。当时，山东大学就在青岛。 在青岛等待开学的时候，我在大街上意外遇见了失散多年的母亲。 那时候，母亲正念叨着我的小名。我的小名叫做“金铸”。那时候时兴算命，生下来就要算算命。我命里缺金，所以起了个小名叫做“金铸”，意思就是金子铸的。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在路上还在想，金铸好几年没有消息了，这不都胜利了，他上哪去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相遇的。我看着她像，就喊：“娘娘！”她也不敢确定就是我，就喊：“金铸！”因为毕竟离开好几年了，谁也不敢确认是不是对方。 那个时候真是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我离开祖国上飞机的时候还在念：“别了祖国，别了妈妈”，当时就在想终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面，结果真的见了面，而且是在胜利后不久。 就这样，1946年到1950年期间，我就一直在山东大学读书。后来被分配到青岛铁路中学，一直在铁中干了四十年，直到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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