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研究作战方案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罗荣桓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很有一套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八路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愤愤地说：“这仗打输了。”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八路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 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敌人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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