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国成朝鲜复国运动基地(1)

流亡中国的韩国光复军

    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朝鲜半岛人民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独立复国运动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韩国独立运动。“朝鲜”与“韩国”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称谓，在二战结束前并无特别政治意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的爱国者们纷纷组成政党和武装团体进行反日斗争。他们的名称有的冠以“大韩”，有的称为“朝鲜”。所以，在1910年至1945年8月，“朝鲜”与“韩国”的两种称谓是混用的。朝鲜半岛分裂后，朝鲜、韩国分别与北方、南方两个政权相对应，具有特定意义。。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防范严密，以及地理上和中国邻近等原因，朝鲜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志士长期把中国作为独立复国运动的基地。

    1919年4月10日，朝鲜独立党人在上海建立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国内及海外的独立运动。上海在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5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在即将凯旋归国之际把上海称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海外发祥地”。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1919～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0页。当时的中国也是遭受列强侵略奴役的国家，中国人民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奋斗。共同的命运遭遇把中朝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支援，除对朝鲜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积极声援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朝鲜革命者反日独立运动的支持。同样，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也表现在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甚至许多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直接参与到中国的革命队伍中来。在这一时期，中国朝野各政党、政治集团对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政策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两国自身历史演变过程相关联，中国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呈现出了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从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朝鲜独立运动成为中日外交交涉的主要内容，当权的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均不愿开罪于日本，对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进行压制。与之相反，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当局，但仍给予朝鲜独立运动力所能及的支持。

    1919年3月，正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回山东权益艰苦奋斗，全国反日浪潮四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朝鲜半岛全境爆发了有200多万人参加的反日大起义，要求实现韩国独立，这是朝鲜人民亡国近10年来反日意志的总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统治者。

    爆发于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中朝两国历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开辟了中朝关系史的新纪元。金日成认为朝鲜“以三一起义为转机，结束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期，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金日成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58～159页。。朝鲜“三·一”运动在斗争精神、斗争方式等方面深刻全面地影响、促发、推进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张德旺、谢治东：《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这两场间隔时间不长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后，立即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声援与支持，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山东、东北等地的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述。《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公言报》、《东方杂志》以及《民国日报》等许多在当时极富影响力的报刊不断报道“三·一”运动的进展状况和日军镇压惨状，以唤起国人对朝鲜人民的关心与支持。据统计，仅从3月12日至5月6日的几十天时间里，《民国日报》有关“三·一”运动的报道就达20余篇。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援助朝鲜独立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并支持朝鲜独立。然而，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据1919年3月23日的《公言报》报道，朝鲜人“向吾政府上书洋洋数千言历陈韩民困苦及此运动独立经过情形”，“并希望中国推念同种予以援助”，然而“政府接书后以中日睦谊正笃”，“未便置词已搁置不理”。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页。当时中国的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都热衷于对内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日本或其他列强的支持，因此，都不愿为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而得罪日本。

    同时，在自身利益都保不住的情况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很难对朝鲜争取独立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5月底，韩国临时政府派赴巴黎代表金奎植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其满怀同情，自不待言，但其自身问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又时恐日人之鬼祟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民国日报》1919年8月14日。

    如果说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对朝鲜独立运动采取的沉默态度尚能为朝鲜爱国志士谅解，那么它对待活跃在中朝边境的朝鲜移民的反日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引起朝鲜爱国志士的不满和反对了。

    “三·一”运动后，长期在中、朝、俄边境活动的朝鲜独立党人顿时活跃起来，不仅在中国境内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各种机关，给东北境内的日军以重创，而且屡向朝鲜境内进袭，猛烈冲击着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北洋政府以及东北地方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同时也是从稳定自身统治秩序和中朝交界地区安全出发，与日本军警联合镇压朝鲜独立运动，致使活动于中国东北的朝鲜独立运动一度无法在东北立足，被迫退入俄罗斯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南部休整。“北洋集团奉行的对韩政策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结果却使韩国独立运动大受伤害，并为日本侵略者挑拨中韩关系开了方便之门。”石源华：《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比较研究》，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有鉴于此，北洋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正式联系。

    但是，孙中山却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一如既往的支持。“三·一”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先生闻讯，立即发出承认朝鲜独立之呼吁。之后，当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并急需外交承认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成为其唯一的支持者。孙中山认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韩〕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公司，1942，第26页。1921年10月，中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代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申圭植，除了对韩国临时政府表示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之外，通令护法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朝鲜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将全力援助朝鲜复国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对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热情支持，深得朝鲜人民的信赖与崇敬。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上许多人仍然记着孙中山的名字，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友谊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由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政局发生骤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承诺之事未能付诸实施。但孙中山所确定的支持朝鲜独立运动的原则却为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南方各军校及日后国民党所创办的黄埔军校都曾接纳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为朝鲜独立复国运动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三·一”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尚未诞生，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已经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这一场民族革命风暴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纷纷撰文评述“三·一”运动。1921年3月，毛泽东在长沙参与组建了中韩国民互助社，以实际行动支持朝鲜独立运动。1922年1月，中共代表与韩国临时政府代表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相约互相支持，共同合作。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年代，仍有大批朝鲜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同生死、共命运。

    中共与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临时政府中的高丽共产党人进行的。但是，中共与高共有关朝鲜独立的政治主张存在较大的差别。韩国临时政府是在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它不是由一个政党组成的，而是由多党组成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谢俊美：《中国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7页。作为临时政府组成部分的高丽共产党主张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来改造临时政府，通过外交承认，进而在朝鲜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中共不同意高共关于取得外交承认开展独立运动的主张，对之提出批评。1923年7月，中共发表的《关于时局之主张》中严厉批评了韩国临时政府依靠外强而独立的政治主张。此后，受国共分裂的影响，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也发生了分裂，共产主义者退出了临时政府。中共与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随之减少，关系也越来越远。随着国共两党对立加剧，韩国临时政府采取了依附国民党谋取独立的策略，中共对其态度变得更为严厉。1930年3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旗》将韩国临时政府视为“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更把它看成是朝鲜革命的对象之一，此时中共与临时政府的立场已经完全走向对立。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93页。但是，中共对韩国临时政府策划的反日措施仍持欢迎和赞成的态度。

    第二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在国难当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企图昭然若揭之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朝鲜的独立运动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出现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华朝鲜独立运动也再度活跃起来。在东北，长期坚持反日斗争的朝鲜各派抗日武装趁机重振军威，金日成建立的反日游击队、李青天领导的朝鲜革命军等各路大军，与遍及东北各地的中国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丙寅义勇队、劳兵会、独立运动者同盟、青年同盟、兴士团等组织联合会，发表通电反对日本侵略东北。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建立中朝两民族之共同战线。1932年4月29日，韩国独立党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侨民天长节(天皇生日)庆祝会上，向主席台投弹，一举炸毙炸伤日本军政要人白川义则、重光葵等多人，举世震惊。朝鲜人民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虹口公园事件成了中韩关系史上一大转机。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中、韩民族在情感上的隔阂顿时缓解。”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70页。此后，朝鲜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日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直接关注朝鲜独立运动。1933年初，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同时，蒋介石也表明不赞同用暗杀日本军政要员的斗争方式，而是应当先训练一批武官，为以后的独立战争着想。对此金九也表示接受。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5页。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与严厉监视，采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支持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并将援助重点放在帮助韩国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方面。自1932年10月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队第6队)3期、中央军校特别班1期、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17队1期、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1期、军事委员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1期。另外中央军校第10期、11期分别招收数十名朝鲜学生。据粗略统计，中国军校6年间共招收朝鲜学生415名。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之八)，《传记文学》第28卷4期。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作外，多数后来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骨干，战后在韩国国内的军事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军校招收并培养朝鲜军事人才曾遭到日本方面的一再抗议。国民政府为了避人耳目，曾采用干部训练班、特别班、训练所等各种名目，并不得不经常变动驻地。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为了缓和对日关系，表面上曾下令将供职于中国官署的朝鲜人强行解职，不准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2期朝鲜学生入学，下令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班朝鲜学生退学等，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国民党当局的援朝政策，对于朝鲜独立复国力量的存续，以及对日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对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受对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便完全融为一体了。

    第三阶段，从“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随着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朝鲜独立运动通力合作，共同作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但国共与朝鲜独立运动组织的合作关系已经显现出了意识形态分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也调整了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以求促成东方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尽管从总体上看，韩国临时政府基于历史关系及现实政治需要，主要是争取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强化与国民党的关系，试图通过依附于中国国民党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与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承认其在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地位，并且承认其主席金九在朝鲜独立复国事业中的领袖身份。

    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热情帮助下，朝鲜人民革命军等武装部队克服极端艰苦的条件，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与中国抗日联军并肩战斗。从1931年东北沦陷到1945年光复，14年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都是中朝两国的英雄儿女共同进行的。金日成、崔庸健、金策、金一、崔贤、吴振宇等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他们与中国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在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军中，朝鲜籍官兵几乎占了一半。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离间，中朝革命者之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误解和不信任，但这并没有影响中朝合作共同反日的大局。对于这段历史，金日成曾作出如下评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们和中国的同志们一起组织了抗日联军，以我国北部国境地带和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广泛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朝鲜游击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与援助，并且始终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金日成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51页。

    为了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中共还十分重视对朝鲜革命干部的培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均设有朝鲜班，并于1942年在太行山创办了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该校共培养了1000名朝鲜干部。谢俊美：《中国共产党和韩国独立运动》，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8页。此外，尽管自己的经费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对朝鲜人士在经济上也给予了照顾，规定边区各朝鲜侨民所用经费由县以上政府报销和各项援助经费实报实销。《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

    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1937年7月，该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独立战争，雪耻复国。8月，又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在南京联合各党派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以扩大韩国临时政府的力量。1940年9月，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任总司令，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部设在西安。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首的部分韩国独立运动党派。1937年12月，在汉口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于1938年成立朝鲜义勇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此外，这两股势力之下还有若干派系。为此，国民政府曾竭力促成韩国独立运动各派别走向团结。1939年初，蒋介石约见金九和金若山，劝告双方开诚合作，争取韩国独立，促成两人于5月联合发表公开信，并一度组成“全国联合阵线协会”。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帮助下，韩国临时政府得以迁到重庆，并全部承担了该政府以及各党派的政务活动费、军事活动费、党务活动费和侨民生活费，其数额亦从最初的每月5000元，上升到6万元、乃至20万元。石源华：《中国现代各政党、政治集团对韩关系比较研究》，载于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0页。194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实施的重点已从扶助韩国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韩国复国力量，争取实现战后韩国独立，并扶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为韩国独立后的正统政府。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1页。

    出于战后东亚秩序安排的需要，国民政府力争确定战后朝鲜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提出战后给予朝鲜独立，在中国的努力下，《开罗宣言》指明，在适当时候，“使朝鲜自由独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407页。，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法基础。但是，由于美英苏等大国的制约，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支持韩国临时政府，但却始终未能给予其正式的外交承认。“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上，国民党政府不仅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主要是从国际局势和外交的角度来考虑实施承认的必要性的，并非单纯从中国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双边关系出发。”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94页。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所以，尽管韩国临时政府没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维护朝鲜独立问题上，当时各大国意见还是取得了一致。

    然而，关于朝鲜半岛需要经过一个多长的过渡时间才能最终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过渡时期该地区采取何种政治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主要大国首先是美苏两大国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及朝鲜前途问题时，罗斯福指出，朝鲜需要具备完全独立国家的自治能力，根据盟国统治菲律宾的经验，需要二三十年的训练时期。罗斯福还提出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共同托管朝鲜半岛的设想。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前言第1～2页。后来斯大林同意把朝鲜半岛置于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托管之下，四国保证朝鲜半岛最后取得独立地位。但是斯大林没有说明国际托管朝鲜半岛的时间。Myung Hyun Cho，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The Research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1989)，p?132，p?164?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贯彻既定方针作了最后努力。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发表对韩政策演讲，表示：中国抗战“不仅为中国自身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进行紧急磋商，表明中国政府认为此时已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但为美国所拒绝。美苏迅速达成秘密协定，以“三八线”为界分由两国军队占领朝鲜半岛。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回国，11月23日，金九一行乘坐美国飞机回国。而长期在中、朝、苏边境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和在美国活动的李承晚集团等也分别随着苏、美军队进驻朝鲜而回到国内。中国国民政府扶持韩国临时政府成为战后朝鲜半岛正统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

    1945年12月，美、英、苏又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正式决定由四强托管朝鲜，中国已被排除在朝鲜半岛问题决策层之外，成为美英苏决定后的被通知者。托管一事理所当然遭到了满怀信心归国领导国家重建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的反对，韩国的报纸甚至把莫斯科外长会议描绘成“第二个慕尼黑”〔英〕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648页。。然而抗议未能奏效，大国主宰一切的国际政治逻辑再次在朝鲜半岛上演。经过朝鲜半岛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较量，半岛南北分立局面最终被固定下来，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半岛局势完全受制于美苏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