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有一大部分军队被称为“杂牌军”。所谓杂牌军，指的是区别于嫡系部队的旁系部队，是国家军事不统一的产物。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孙传芳应当属于杂牌的杂牌--他本属直系，但却没有得到曹锟、吴佩孚的信任；他打过张作霖，后来又投靠张作霖，成了奉系“降将”，张作霖和张学良虽然对其优礼有加，但也仅仅是“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已，军权是从来不得染指的。偏偏孙传芳不甘寂寞，在张作霖、杨宇霆和张学良面前百般谋划，企图借奉军之势，东山再起。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孙传芳与张作霖的“两面三刀”。 奉军染指江南 上海是个好地方。这句话若被人反驳，那只能说明这句话并没有说出上海的“好”--语气不够强烈。而在英语里，“shanghai”这一词条还有“拐骗”的意思。把一个城市的名称当作动词来用，最初解释是为了使某人充当水手，先将其灌醉，再拐带到船上，胁迫其就范。也许，这一解释比其他事实更能说明这个“魔都”的“魔性”，在上世纪上半叶，上海要比纽约、巴黎和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更富于“传奇”色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揣心腹事”的人们，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 说起来，上海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钱多”。若干年前，家父曾去过上海，回来后，家父常与人说：“上海人吃的馒头都是精白面的，街上就有卖的，谁买都行。”这是我们小民的观感，但在军阀看来，上海就是得之而后快的肥肉了。据卢永祥的亲信淞沪宪兵司令马鸿烈说，每月光鸦片一项收入，就足够养活三个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上海对总是缺钱缺枪缺大炮的军阀们，有多大的诱惑力了。1924年，齐燮元出任江苏省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但齐燮元相当“生气”，因为上海被浙江的卢永祥“吃了”，说什么也不肯撒手。 齐燮元说：“上海是我们江苏省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来。”卢永祥说：“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事情到了这份上，说是没有用的，用单田芳的话说，“枪的给炮的给”才有用。这是1924年9月的事儿，史称“江浙战争”。战争双方都不惜血本，齐燮元投入兵力8万余人，卢永祥投入9万余，据称海军也参战了。正当双方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攻入浙江，卢永祥腹背受敌，宣布“下野”，江浙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 其实，孙传芳与齐燮元早有预谋，搞掉卢永祥，浙江归孙传芳，上海归齐燮元。1924年10月，孙传芳被“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就像直奉联合一样，齐燮元和孙传芳也是一对“野鸳鸯”，相互防范是免不了的。上海是孙传芳打下来的，元气大伤的齐燮元不敢明目张胆地索要，而孙传芳也不好“吃”得太多。就商量了一下，把上海交给了“第三者”，让吴佩孚派来江苏增援的张允明暂时充任上海守备司令。饶是如此，孙传芳也“赚”了不少，不仅轻而易举地吞下浙江，还收编了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实力大增，为他日后的五省联军打下基础。 江浙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站在齐燮元一边，下令讨卢。而孙中山、张作霖和卢永祥订立反直三角同盟，站在卢永祥一边。其时，孙中山发出讨伐曹锟、吴佩孚通电：“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张作霖在北方响应孙中山，亲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和热河挺进，是为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8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迎击奉军。此次交战，直系投入兵力达20余万，奉系投入17万余，海军和空军也参加了战斗。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部奋勇作战，颇有斩获。吴佩孚也赶往滦州亲自督战。正当两军相持之际，吴佩孚后院起火，冯玉祥按照事先与张作霖的约定，发动北京政变。结果战局急转直下，直军大败，吴佩孚率残部2000余人乘舰南逃。吴佩孚素来看不起张作霖，他大概没有想到会败在他所谓的“胡帅”手里。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大获全胜的奉军将触角伸进上海和南京。在强大的奉军面前，齐燮元也不敢多说什么。1925年初，奉军派邢士廉取代张允明，就任上海警备司令，杨宇霆取代齐燮元，就任江苏督军。对于奉军的势力扩张，孙传芳恨得牙根直咬，但他当时羽翼未丰，立足未稳，也只得隐忍一时，宣布严守中立，关紧浙江大门。而奉军劳师袭远，也不敢轻易进攻浙江。 孙传芳扎了张作霖一枪 这个时候的奉军，是它的极盛时期，但实质上，却也显出“孤军深入”的意味，江南富庶地，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的，何况奉军的“名望”又实在不敢恭维，根本收拢不了江南的人心。孙传芳这时已经逐渐把收编来的军队握于手中，一见有机可乘，便开始大做文章。一时间，上海、南京等地的士农工商纷纷请愿，抗议奉军的暴行，偏偏奉军官兵上下又不自省，摆出一副“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的架式，不行仁义。 在这种形势下，孙传芳开始“行动”，他命手下大将卢香亭夜渡太湖，占领丹阳，截断奉军沪宁补给线，又命谢鸿動部进窥南京，李宝章部袭击邢士廉。邢士廉正玩得高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张皇之中，逃入租界。结果，李宝章俘获奉军4000余人，进占上海。同时，卢香亭向下关方向挺进，谢鸿動越过溧阳，急攻南京侧背。杨宇霆四面楚歌，只得弃城而逃。 孙传芳占领南京后，已不再掩饰，决心痛击奉军。立即召集卢香亭、谢鸿動等主要将领召开紧急会议，说：“我们胜利了。他们兵败如山倒，追得越快，战果就越大。” 这一仗，算是孙传芳从正面扎向张作霖的一枪。 张作霖占领江南富庶地的兴奋劲还没过，听说邢士廉、杨宇霆、姜登选都被人撵了回来，大发雷霆。急派奉军老将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47混成旅，收复安徽；派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经白俄军，收复南京。 施从滨挥师蚌埠，未及布防，即遭谢鸿動师和卢香亭师两路大军的钳型攻势，不多时，蚌埠即被攻克。而张宗昌的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掩护施从滨向南急进。但张宗昌的白俄军，军纪向来不整，可以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笔者以为，奉军的污点，张宗昌“出力不小”。就是这个张宗昌，在北京时，不是想把孙中山的遗体烧掉吗？幸而张学良及时制止，才免此一劫。张宗昌“治军”，颇有马基雅维里主义之风，他对自己的“宝贝”白俄兵说：“你们只要能替我打仗，一切由我负责。” 在这场战争中，凸显奉军的“土匪怪圈”--打胜不打败。打赢了，连命都不要；打败了，大包小裹地四散奔逃，连根筷子都舍不得扔。当施从滨困守蚌埠时，张宗昌的白俄军还在蚌埠以北“抢劫”，根本没顾上支援。 孙传芳的部队占领蚌埠后，立即命马葆珩率一团兵力迎击白俄军。可能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马葆珩的部队轻敌冒进，竟有50余名尖兵“冲进”白俄军中，结果可想而知，用羊入虎口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白俄军抓住这些“冒失鬼”后，挖眼睛、割鼻子、掏心肝，其目的只是“取乐”。不多时，马葆珩大队人马开到，双方展开激战。据史料记载，白俄军赤膊作战时，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一手拿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边喝边冲，就好像阿凡达一样“恐怖”，马葆珩所部伤亡甚重，副团长、营长也有伤亡。马葆珩急调枪关枪和大炮猛烈轰击，打死打伤白俄军800余名，活命的慌忙逃窜，但白俄兵穿着笨重的皮靴，跑得不快，又被活捉了300多名。要知道，这是土匪之间的“战争”，说白俄兵是野兽，孙传芳的部队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把捉住的白俄兵吊在树上烧，还有的吊成一排，练习“射击”。 施从滨率部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苦苦支撑，力图挽回败局。不料谢鸿動师孙传芳所部上官云相团绕到固镇桥以北，扒掉铁轨，断了施军后路，与南面追过来的马葆珩团夹击施从滨。这个上官云相，在现代史上名气颇大，一向重偏派系的蒋介石对这个半路投靠的“北洋余孽”，屡以重任，官居上将。皖南事变时，攻击新四军，活捉“叶挺”的，就是这个上官云相。 施从滨腹背受敌，慌忙北逃，行至固镇桥时，见长达500米的铁桥上面挤满奉军的溃兵，施从滨不忍冲撞自己的士官，又往南逃，与马葆珩团遭遇，只得再往北逃。这时，施从滨再顾不得“人情”了，命铁甲车冲过桥去，一时间，桥上溃兵死的死，伤的伤，悲惨之状，不可言说。施从滨的铁甲车冲过铁桥，但一到被扒掉铁轨的地方，立即栽到一旁，施从滨和随从人员，悉被活捉。 施从滨（1867～1925），安徽桐城人，幼读私塾，15岁时投淮军。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施从滨任行营差官，后升任管带。1909年，施从滨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历任统领、旅长、师长。1925年任山东军务帮办，同年12月任鲁军前敌总指挥。被俘时，施从滨年近花甲，着陆军上将衔，按理应受“优待”。见到孙传芳后，施从滨还行了军礼，不料，孙传芳竟说：“施老，你不是要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命人拖出去枪毙了。一说施从滨被砍头，在蚌埠车站暴尸三日，又在济南城门悬首七日。 说法虽有不同，但施从滨死于孙传芳之手，倒是确实无疑的。不管怎么说，孙传芳此举都属过分，“军阀”有“军阀”的规矩，两军交锋，不斩大将。直皖战争时，皖系大败，左右劝说段祺瑞快走，段祺瑞暴跳如雷：要走你们走，看他吴佩孚能把我怎么样？还真没有怎么样，进驻北京的吴佩孚提起段祺瑞，口称老师，还派人保护段公馆。而孙传芳得胜之后，忘乎所以，竟视人命为儿戏，实在下作。 不过，在驱奉时，孙传芳的确办得利落，自起兵到胜利，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奉军一直追到山东交界，占领了两个省的地盘，再加一个富得流油的上海，可谓空前大胜利。 福建督军周荫人、江西督军邓如琢、江苏督办陈调元，以及苏北地方实力派马祥斌、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等致电孙传芳，表示祝贺，愿听驱使。孙传芳约请他们到南京共商大计，召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成立大会。 据称，孙传芳对军容非常讲究，也舍得下本钱，尤其是军被一改偷工减料的旧传统，一律使用新里新面新棉花，订立了严格的验收制度。对于抚恤制度，孙传芳执行得也比较彻底，规定士兵病死给17元烧埋费和34元的抚恤费，战时加倍。并规定烧埋费由士兵直属官长办理，抚恤费由团军需官直接把款汇至死者原籍县政府转交其家属，并将名单公布。这个办法，也是其他军阀所没有的。 孙传芳还仿照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了联军士官学校，亲任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的青年，培养初级官佐，并轮训原有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以加强与部队的联系。前后共办了三期，共培养了2000多名初级官佐，轮训现役军官5000余名。 孙传芳的这些做法，无非是想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但既称联军，就并非铁桶一块，而是各有归依，不是一些小恩小惠就能“买通”的。事实上，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便分崩离析了。 杨宇霆的“督军梦”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扩充至江南。1925年夏，姜登选出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驻节徐州，派邢士廉、丁喜春各率一师兵力，分驻上海、南京。既然抢了地盘，就得有人“治理”，就打算姜登选任江苏军务督办，郭松龄任安徽军务督办，但杨宇霆突然也想过过督军的瘾，张作霖不好驳杨宇霆的面子，就让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把姜登选弄到安徽，郭松龄呢，靠边站了，继续“练兵”。时人称，张作霖此举，遗祸不小，郭之反奉，与此关系甚大。 杨宇霆志得意满，兴冲冲地到江苏当督军去了，在给张作霖的电报中，杨宇霆说：“江南父老夹道欢迎”，但后来看，这是一种富于讽刺性的说法。其实，早在杨宇霆赴江苏任职之前，孙传芳、陈调元（时为江苏军务帮办）便派沈同午、陈镜为代表，到奉天探察杨宇霆的根底，为日后驱逐他作准备了。 孙传芳在驱杨之前，派参谋冯越千（冯国璋之侄）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安徽去见姜登选，信中说：“杨宇霆指使邢士廉暗结夏超（浙江省长）协以谋我，公有所闻否，其将何以处之？”姜登选就问邢士廉，邢说绝无此事；又问杨宇霆，杨也说没有。随后，姜登选给孙传芳回了一封信：“已分别问明，杨、邢同声否认，请勿过于疑虑。我当从中斡旋，决不使轻启衅端。” 但孙传芳摆明了是要“造杨宇霆的反”，怎可就此罢手？他在给姜登选的信中说：“杨、邢所告非实，我已获有确证，非我凌人，人已凌我，万难再行隐忍；虽然，决不北犯皖境。”意思是说，打是一定要打的，咱们兄弟不错，我不打你就是了。 其实，杨宇霆到江苏去做督办，表面上风光无限，实则有不得已的苦衷。笔者以为，“做官”做到杨宇霆那个份上，当督军是很自然的想法，但他可能更想在东三省做督军，而到刚刚“归顺”，人心未定的江南，应当只是第二选择。不过，杨宇霆再怎么也有自知之明，也知道自己在奉系里“人气”并不旺，张学良和郭松龄处处与他为难，就不必说了，就连他援引而来的姜登选和韩麟春也对他不以为然，奉系元老袁金铠、张作相等人对他也无好感，至于以王永江为首的文治派，更是“不待见他”。因为杨宇霆所办的兵工厂，简直就是“烧钱炉”，把奉天的家底差不多都花光了，就在杨宇霆去江苏前不久，还从捷克订购了5万支步枪，花费650万元，弄得王永江捉襟见肘，常出怨言。杨宇霆伏诛后，王永江在给友人的信中，发泄了对杨的不满：“如防水焉，仆之筑堤一仗，而杨乃决去一尺，则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悍然不顾，于是吾民大苦，而危像渐呈，此下野所以不能不决然也。”就拿奉票来说，王氏著力整顿，一有起色，杨宇霆便要花去巨额资金购买机械军火，扩充其兵工厂，奉票几起几落，盖缘于此。王永江说，正是因为有杨宇霆在，他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下野。但笔者以为，把这些账都记在杨宇霆的头上，多少有些“冤枉”，因为杨宇霆所做的事情，如向捷克定购步枪，很显然是张作霖的主意，杨宇霆只是“经办人员”，但人们不敢冲张作霖发火，只能把矛头指向杨宇霆。笔者还以为，张作霖对杨宇霆宠信有加，多少也与此有关--杨宇霆的“人气”越差，张作霖越是“信任”他，个中缘由，诸君一想便知。 但无论如何，杨宇霆到江苏去做督军，也是不明智的。事实很清楚，江苏地面并不平静，而且，杨宇霆与江苏实力派人物陈调元素有矛盾，再加上孙传芳虎视眈眈，这督军如何长久得了？1918年，奉皖合作时，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但暗地里，他们二人展开了更“密切的合作”，打算编练六个混成旅（一说四个），此事为张作霖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撤了二人职，杨宇霆也因此躲在北京，不敢回去。恰逢徐树铮回徐州给母亲办丧事，徐州镇守使陈调元为了讨好徐树铮，亲自出面操办，场面很大。当时，杨宇霆也去徐州吊唁，但陈调元没有特别“礼遇”他，只待以普通宾客之礼，引得杨宇霆颇为不满。而杨又是睚眦必报之人，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势力大涨，陈调元为了向张作霖献媚，提出要把自己的军队编入东北军，电请番号，而杨宇霆竟以张作霖的名义复电不准。后来，陈调元又电请军用乘车证（当时津浦路由奉军控制，所以军队乘坐津浦路的火车时，均须持有奉天军务处乘车证）。本来，陈调元是江苏军务帮办，但杨宇霆却在军务处拟好的电文上，把“帮办”两字勾掉，改为“师长”。军务处长尹凤鸣说：陈调元是帮办。杨宇霆说：你不必管，他是什么帮办？不消说，杨宇霆这么做，自然引来陈调元的极度不满。 更要命的是，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却仍然不晓得“礼贤下士”。当杨宇霆到江苏就职时，陈调元同郑俊彦（卢永祥旧部，第十师师长）到江苏边境叨光车站迎接，但杨宇霆却比日本鬼子还要张狂，甚至没有请陈、郑二人到车上稍坐一下。杨就职后，陈调元、白宝山、马玉山、郑俊彦等师长按理要向督军杨宇霆谢职，杨宇霆竟也没有说一句客气话，只是仿效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干吧。”几个人一出来，就气愤地说：这杨宇霆是什么玩意儿？杨宇霆还对这些人说过：“你们军队的质量再差，需要好好整顿。”因此，陈调元等人感到杨宇霆“没的侍候”，所以与孙传芳共同“驱杨”，也就可想而知了。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进攻上海，奉军大败，杨宇霆急忙下令撤军，是时陈调元的军队早在南京城内外及江北浦口、乌衣一带布置妥当，意欲活捉杨宇霆。17日陈调元设宴招待奉军将领，杨宇霆发觉不妙急速逃离南京，奉军其他将领则被陈调元拘捕，同时派人迅速占领电报局，宣布“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奉军退至南京附近和江北之际，分别被陈调元军缴械。算起来，杨宇霆这个江苏督军，到得江苏，前后不过18天时间，可谓“一十八天督军梦”。奉军这才知道，江南不是好玩的，抱着“武力统一”信念的奉军，不过是江南的匆匆过客。 事后，姜登选说：“我与凌阁结交有年，今始识其无能。将两师萃于一处，据险结阵，犹堪一决雌雄；不幸而败，再退不迟，何至惊惶若此，充师而逃。”可以说，杨宇霆在江苏的失败，对他本人的声誉，有极大的负责影响，就像姜登选所说的这样，认识他这么多年，到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窝囊废。 相比之下，姜登选就比杨宇霆强多了，虽然他也没有站住脚，但走得光明磊落。姜登选赴安徽就职时，只带了一营人马，本打算到安徽后再招两个旅，但根本就没有来得及，那边就反起来了。当时安徽有四个旅，倪朝荣、王普、章浚章三旅均有响应孙传芳的动向，而驻在蚌埠的马祥斌旅，虽没有什么表示，但也没有帮助姜登选的意思。姜登选通电和平，可没有军队支持的通电，当然换不来和平，而奉军主力远在北国，鞭长莫及，姜登选只得表示“皖政还诸皖人”，表示北归。行前，姜登选在徐州召集绅商各界开会，说：“就职以来，时才二十余日，日纳各款，均有簿记登载，用之于皖，不私一文；即本人俸给，亦一无所取。”随后当着众人的面，将督办印信交给马祥斌，委其代行职务。这种办法，用东北人的话说，就是“挺敞亮”，在场绅商也很感动，纷纷到车站欢送。据邢赞亭《孙传芳驱奉》一文称：“皖军护送至徐州边界始别。” 在徐州，张宗昌的大军云集于此，对姜登选说：“军事非吾所长，愿举山东各军听公指挥。”登婉言谢绝，私下里，他对自己的随从说，张宗昌的军队“漫无纪律”，咱们怎么能指挥得了，“此处非久留之地”，还是赶紧走吧。不意在滦州，姜登选竟为业已兵变的郭松龄所杀，实令人哀叹不已。 孙传芳投靠张作霖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挥师北伐。北伐军面临的敌人有三个，一是控制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有军队20万；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有军队20万；三是占据东北、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有军队35万。而北伐军只有8个师，10万人，但因为师出有名，战斗力强，所以势如破竹。北伐军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吴、孙、张的内部矛盾，确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灭吴佩孚，再攻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战争一开始，北伐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又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叶挺独立团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10月，占领武汉，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 北伐军进攻武汉时，吴佩孚电请孙传芳增援，但不久前遭受奉军重创的吴佩孚，实力已不如孙传芳，再加上孙吴二人一直貌合神离，所以孙传芳按兵不动。孙传芳的如意算盘是：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再派大军收复武汉，那样的话，就又能扩充地盘了。至于吴佩孚，爱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吧。 但孙传芳显然打错了算盘，吴佩孚的主力被打垮之时，北伐军转向江西，开辟第二战场。1926年8月下旬，孙传芳急忙从苏浙皖三省抽调主力部队10万人，与北伐军作战。9月上旬，北伐军乘孙军尚未集结完毕之际，向江西发起攻击，到11月初，进入南昌，孙传芳主力大部被消灭。南昌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11月18日赴天津拜见张作霖，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 单田芳的评书，对此有颇为传奇的进述。说孙传芳只身去找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副官拿着孙传芳的名片进去说有人求见，张作霖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扔进痰桶，说不见。副官出去了一会儿，又拿着那人的名片进来了，张作霖接过来，又扔进痰桶。副官又出去了，又拿着名片进来了，说那人不走，他让我告诉你，“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张作霖一听，赶紧站了起来，迎了出去，邀请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 孙传芳之所以要找张作霖，自然有他的想法。北伐军摧枯拉朽，难以抵挡，而张作霖也是北伐军的打击目标，可以说是被逼进了“同一战壕”。但孙传芳去找张作霖，仍显出他的过人之处。不要忘了，就在前一年，孙传芳曾捅过张作霖“一刀”，把东北军从上海、南京、安徽等地一直追到山东，可以说是宿怨未消，但孙传芳认定，张作霖并非睚眦必报之人，而且，他们二人有合作的基础，只有找到张作霖，晓以利害，就能尽释前嫌。据《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一卷《孙传芳在东北》一文记载，孙传芳是化装成商人，只身北上的。到北京后，住在英租界，然后给张作霖打电话，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作霖大吃一惊，根本想不到孙传芳会来，立即答应见面。二人见面后，孙传芳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作霖见孙传芳如此坦诚，也大为感动，立即召来杨宇霆。杨宇霆一进门，震惊之余，也感到脸上无光，因为在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时，就是被孙传芳给打跑的。此时的孙传芳仍然显出一副大丈夫能伸能屈的姿态，说道：“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 这样一来，前嫌冰释，二人联手，共同应付北伐。有资料称，孙传芳曾拜张作霖为义父，而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据说，“安国军”这一名称，就是孙传芳想出来的。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司令后，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将孙传芳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划归张作霖节制。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由孙传芳率领他自己的联军，再加上奉军炮兵第三旅王和华部，以及驻河南的骑兵第一师袁家麒部，与张宗昌联合收复长江北岸。 但这一切，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奉军 哗变 孙传芳避居东北 在北伐军的进逼下，奉军力不能支，向关外退缩。据曾经做过孙传芳随从医生的任作楫回 忆，当时有一些人物，如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都在沈阳“政治避难”，而孙传芳尤受礼遇。尤其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更与孙传芳过从甚密。在帅府内，还专门设立孙传芳办公室，但名义上，不过是毫无实权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孙每日到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山海关、昌黎一带时，张学良还命孙传芳到前方“慰问”。私下里，孙传芳对任作楫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杨宇霆回沈阳后，二人也多有周旋，有时夜间要到杨府去。但孙传芳从来不去拜访别人，即使万福麟去拜会他，也不回拜，可见孙传芳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的。 据任作楫回忆，孙传芳为人精明，有时过于敏感。与张作霖不同的是，孙传芳很有一些国学根底。“对于中国历代兴亡，谈起来滔滔不绝。”与任作楫等人“谈古说今，常至深夜”。据称，孙传芳在沈阳时，除会客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孙传芳很喜欢看书，不光看线装书，新书也看。有一次，孙和任到一家日本书店买书，正在选书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说：“此人是孙传芳。”随行的任作楫说：“你认错了。”日本人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说着就去楼上取相片，任赶紧劝孙先走。回去后，孙传芳不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居然也是日本特务的眼线。幸亏日本人对孙传芳并无恶意，才只是虚惊一场。 孙传芳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与下属也同桌吃饭，不分彼此。不过，笔者以为，孙传芳也有爱作秀的一面，有时故作惊人之语，他的“三大理论”就值得一说：其一为“公仆理论”。孙传芳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我爱人民如爱赤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其二为“政客理论”。在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张群（一说张继）曾去杭州劝他与蒋介石合作。但令张群始料未及的是，孙传芳能言善辩，根本就说不过人家。最后，张群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立即反唇相讥，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其三为“回扣理论”。在沈阳时，日本药商鹤原找任作楫推销药品，按照惯例，鹤原问任作楫要多少回扣。任说：“你们日本人，老是把中国官吏看成是贪污分子。告诉你，我分文不要，你规规矩矩地投标去吧!”鹤原走后，孙传芳不以为然地说：“老弟，你太年轻，应该要回扣。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 孙传芳到沈阳后，住在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来沈阳同住。楼下还住着副官、卫士等20人左右，孙传芳的几位处长（其中有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孙传芳的外甥）住在南满铁路车站的公寓里。后来，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是新式建筑，比较舒适。可见，孙传芳在沈阳，并不能算作是寓公，内有副官、卫士保卫，外有总办、处长相随，而且，他在关内还有军队，孙传芳自以为高人一等，大约与此有关吧。 但孙传芳却没有“东山再起”，因为他只是暂时“投靠”奉系，顶多算是“客卿”，不会委以重任。有一段时间，孙传芳曾想谋取兴安区屯垦督办一职，似乎很有希望，因而兴冲冲地对随从医官任作楫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屯垦委员会，由我主办。”还说要任作楫去做秘书。但结果，兴安区屯垦委员会倒是成立了，只不过，督办一职由邹作华担任，而不是孙传芳。如果做了屯垦督办，就可以练兵，练了兵，就有出头之日，但这种梦想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孙传芳与杨常事件 1929年1月10日，杨常事件。值得玩味的是，事后，孙传芳却仓皇出走大连。据孙的随从医官任作楫回忆，孙是11日早9时走的，而 《国闻周报》的报道是12日夜间。我们先来看任作楫的回忆。11日早4时许，孙传芳派车接他，到孙宅后，孙传芳说他刚从帅府回来，又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接着，孙传芳讲了事情的经过，他说：“昨晚我被邀至帅府，汉帅一见我就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凌阁和翰辰被我处决了。'我及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么？杀得好！'以后我们便商量怎样宣布他两人的罪状和向南京发电的措辞。”孙传芳又说：“杨宇霆取死有道，他现在与汉帅的关系，究竟是君臣，还是朋友？如果是君臣，就应该北面而朝之，以部下自居；如果是朋友，就应该洁身隐退，仅备咨询。而他现在要居于汉帅之上，事事过问，甚至对汉帅发号施令多所阻碍，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怎能不死。”对着随从医官任作楫等人，孙传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早上8点钟，最后说：“东北局势已定，我一定帮助汉帅做一番事业。”随后，孙传芳说要休息一下，任作楫便去上班。但当任作楫于上午11时回到孙宅时，发现孙传芳已经走了。孙的太太说：“大连方面（孙在大连还有一位夫人）来电说，患病甚重，联帅在大连看她去了。”任作楫赶紧向张学良报告了这一情况，张学良诧异地说：“他没有什么呀，何故走去？”又问：“他的家眷呢？”任说：“没有走。”张绕室沉思少顷，问任作楫：“你看呢？”任说：“孙白天到府里来，晚间到杨宅去。他认为东北只有两个人，要两面交好，旁的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不能不多心啊!” 事实上，孙传芳也确实害怕张学良找他“算账”，况且外间传闻很多，当时的《盛京时报》就曾刊发过东北当局通缉孙传芳的消息，孙传芳在沈阳的太太吓得寝食难安，后经反复说明，此事纯属谣传。孙太太才终于相信，但还是提出要走。张学良就派人买好车票，送孙太太等人前往大连。就这样，孙传芳结束了在沈阳的政治生活。 而在大连，孙传芳还曾在“私宅招待日本新闻记者，叙述事件经过”。当时的《国闻周报》刊发了孙传芳的答记者问。孙传芳说：“'杨常事件'发生以后，外间流言每谓系予等所发议，实则并无此事……杨与予为好友，常亦友人。”又说：“因此次事件之发生而牵涉予等，实为错误云云。” 孙传芳出走大连的第三日，张学良就接到一封孙传芳的信，信中说：“因为内子患肺病，咯血甚重，来连一视，匆匆未及走辞。好在连、沈相距咫尺，朝发夕至，如有见召，随时可以回沈。”而据任作楫回忆，孙传芳还曾给他邮来一封信，“长达千言”，详细地叙述了离沈原因，信中说：“我对于东北，无尺寸之功，而位居诸大佬之上，平时无事尚人言啧啧，而况此次杨、常事件之发生!我来东北后，本想在军事方面对汉帅有所匡助，但形势有所不能；又想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贡献，而情况亦所不许。最后想在实业方面略尽绵薄，亦未能作到。长此下去，对于汉帅毫无裨益，对于我身边危险实大。此兄之所以不能不离沈也。”按说，任作楫只是随从医官，又是张学良的人，就算两人处得很好，孙传芳也不会给任写这样的信--他应当知道，任作楫一定会将这封信交给张学良的。但信中所述内容，确为实情。 孙传芳三谏张学良 孙传芳离开沈阳后，曾三次劝谏张学良。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与张学良的路线完全是相反的，政见不同才是他离开沈阳的真实 原因。孙传芳之所以要与奉军联合，其本意是，东北与中原“割据”，在日本的帮助下，扼守山海关天险。待时机成熟，挥师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如此，他也可率旧有之师，卷土重来，仍不失一方诸侯。他的这一看法与杨宇霆有相近之处，因而孙、杨二人能不计前嫌，在一段时间内“相处融洽”。 不料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宣布易帜；第二件大事便是处决杨常，统一内部。对于孙传芳来讲，张学良痛下杀手，铲除辅佐乃父多年的杨、常，完全出乎意料，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东北与南京政府合作之形势已成，孙传芳的“复出计划”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孙传芳选择了离开，任作楫说，孙传芳这样做，“与其说是怕有牵连，毋宁说是路线不同，留而无益”。 孙传芳离开沈阳后，曾三次进言张学良。1929年，孙的长子孙家震在大连结婚，任作楫前去祝贺。孙传芳要他给张学良捎话：“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国之间，外交方面极为重要。为东北之计，必须亲日联俄，方能图存。稍一不慎，外患立至。汉帅只注意国内而疏于对外，危机已伏。我自到大连以来，与各方面接触，深为忧虑。现在日本蠢蠢欲动，不可不早为之计。至于对内，东北远处边陲，在地理上占有利条件。把山海关一守，其他无庸顾虑。对于南京方面，只要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亦足以应付裕如。” 第二次是1930年中原大战时，孙传芳亲自赶到沈阳，在大和旅馆，孙传芳对任作楫说：“现在内地局势已有变化，汪、阎、冯在北平组织政府，对抗蒋介石，东北应该早定大计，参加北平方面一致反蒋。我决定进关襄助，特为此事来沈与汉帅一谈。”此事仅见于任作楫的回忆，没有相关佐证，但孙传芳认为反蒋势力的联合，足以摧毁蒋介石的军队，因而决定乘势东山再起，也是可以相信的。结果事与愿违，张学良不但没有参加“反蒋联盟”，反而“入关拥蒋”，使得孙传芳的“复出梦”又破灭了。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避居天津英租界。恰逢任作楫（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到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前去拜会孙传芳。孙传芳慨然说道：“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转达于汉帅。” 孙传芳和“五省联军”的归宿 那么，孙传芳的联军究竟哪儿去了呢？1928年春，孙传芳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推进，与贺耀祖军团展开激 战。一直打了两天一夜，贺耀祖军团被击溃，师长龚宪被击毙，炮兵旅长张基自杀。孙传芳占领了鱼台、丰县等地，准备一举攻占徐州。哪知冯玉祥部孙良诚、方振武两军团由陇海线攻击济宁。孙传芳担心后路断绝，军心必不稳，令主力回师收复济宁，再攻徐州。联军第一军总指挥马葆珩说：“我们距徐州仅数十里，最好乘战胜余威，一鼓攻占徐州，那时形势大变，冯玉祥自会西撤，不致与联军为仇，实一举两得之计。”但孙传芳不愿冒险，派梁鸿恩第七师留守丰县，回师救援济宁。梁鸿恩是有名的梁马虎，大敌当前，不在司令部坐镇，反而跑去“洗浴”。正在洗着的时候，被北伐军捉了个正着，他的一师人马也被缴械。时间还不到一天。 孙军与冯军对接后，在十里铺一带展开拉锯战，两军实力相当，陷于胶着状态。冯军说：我们打了十几年内战，第一次遇着这样能打的军队；孙军说：我们打遍大江南北，也是第一次遇着这么坚硬的军队。不过，因为是内战，颇有些“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意味。但当战斗进行了七八天的时候，张宗昌在津浦路失利，未及通知孙传芳，径直退回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无法单独应付战局，也向济南退却。因为日本视济南为势力范围，此间还发生令国人泣血的济南惨案。蒋介石的北伐军也不敢轻易进攻济南，所以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济南苟安了一段时期。而他们二人也不是没有矛盾，互相戒备。孙传芳认为张宗昌是个混小子，蛮不讲理，偏偏济南是张宗昌的地盘，孙传芳不得不看人家眼色行事。此时的孙传芳别提有多难受了，他既怕张宗昌的部队“反正”，把自己绑了送给蒋介石，又怕张宗昌扔下自己不管，所以派他的外甥程登科（时任联军军需总监）住在张宗昌的总部，表面上说是与张宗昌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实际上是“观察”张宗昌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后来，孙传芳自济南撤退，仍然与张作霖合作。他亲自到北京与张作霖商议，把联军撤出关外。在张作霖那里，孙传芳又领了一大批军械。在河北大城，孙传芳召开军事会议，说：“我们联军今天只有与奉军合作才有出路。”命令联军全部撤退到关外，但联军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们对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印象并不好，而对蒋介石心存亲近之感，因为蒋介石也曾就读于保定军校，这样，就有人提出联军不出关的建议。 当时，联军主要力量掌握在马葆珩、李宝章等“保定派”手里，阎锡山（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见有机可乘，就派副官高荣达前去游说。高荣达与马葆珩早有旧谊，辛亥革命时，二人曾去山西参加革命活动，与阎锡山也有联系。商谈之后，马葆珩同意与北伐军合作。这样一来，孙传芳的联军并没有出关，而是“易帜”参加北伐军了。孙传芳得知自己的联军“易帜”投降后，十分恼怒，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一来，孙传芳也就成了光杆司令。自此，孙传芳便基本上退出政治舞台，在沈阳、大连和天津等地“混日子”，虽然也曾和靳云鹗等搞过什么国家主义派，但也没有什么响动，不说也罢。偏偏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就算孙传芳做了居士，也不放心，害怕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通过陈调元的部队施忠诚（施从滨的侄子），“帮助”施剑翘（施从滨的女儿，一说侄女）为父报仇。当孙传芳正在念佛的时候，开枪打死了孙传芳。值得一提的是，孙传芳任联军总司令，不过数年，但却积聚了巨额财富，临死时，天津日本正金银行还存有4000多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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