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刘伯承、聂荣臻在会上提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聂荣臻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这两位四川籍将领的建议。19日，中央红军3.7万余人从贵州遵义南北地区出发，分三路纵队向川黔交界的赤水方向急进，踏上这条北上的捷径。 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同时，规定中央红军当前的任务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3.在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四川军阀刘湘为保守地盘，采取北守南拒的两面作战计划，急调川军11个旅又4个团，组成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的“四川南岸剿匪军”，向川黔交界的习水、赤水推进，迎击中央红军。 川军模范师走在平坦的公路上，红军右纵队一军团走在山间小道上，双方仅一水之隔，齐头并进，向同一个目标：赤水县城。 一日，中央机关行至一条山谷，猛然从北边半山坡杀出一个连的敌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顿时陷入敌人的火网，大家被迫避入一条流水沟。 敌军吹响冲锋号，高喊着：“活捉朱毛！”，冲了过来。 危急关头，叶剑英率通信排赶来，击退敌军。 从桐梓到赤水县土城镇的路都是上坡路，又逢下雪，道路湿滑难行。毛泽东尽管手扶竹杖，仍不免跌倒，双腿污泥及膝，身上到处沾泥。毛泽东仍兴致不减，快到土城时，他和总部的工作人员开玩笑：土城茅台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呷醉哟。 24日，一军团率先迫近土城。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入川的要冲。贵州小军阀、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被红军从乌江边一路赶回其老家赤水，所部只剩不到3个团。侯之担自知不敌，弃部逃往四川。侯部军心涣散，从赤水河东岸逃至西岸，一军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这样形容溃敌：“当我们的机枪向他们开火时，满山遍野的敌人像茅坑里的粪蛆，翻上翻下，煞是好看。” 一军团轻松进占土城，其前锋控制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五、九军团进占三元场、习水；左纵队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 土城街上到处悬挂红旗、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不过最吸引红军官兵视线的还是卖茅台酒的商店和酿造茅台酒的作坊。后勤供应部门真是通情达理，买酒犒劳三军，大家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口缸，从酒柜、酒缸里舀出甘醇清香的茅台酒，开怀畅饮。有人还兴奋地划起拳来，拳令是现编的：“一定胜利”，“双枪兵倒大霉”，“三年整见天光”，“红四方”…… 这里不是土城，而是“酒城”，红军官兵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 26日，一军团继续前进，从旺隆场等地杀向赤水城。据了解：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守军，城中有修械厂，还有电灯--红军官兵有好久没有见到这发光的洋玩意了。一想到这些，1师官兵眉飞色舞，急于破城。 1师3团进至距赤水城15公里的黄陂洞，突然遭遇南下的川军章安平旅。川军抢先占领右翼高地，以此为支撑点，并凭借左边的堡垒，对红军实施火力封锁。 1师被压制在一个逼仄的正面，不能展开。1师奋力突击右翼高地，但遭到川军大炮、机枪的阻挡，无法冲出葫芦形的隘口。川军的后续部队接连赶到，1师陷入苦战，3团排、连两级干部大部伤亡。 1师右翼的一个营在极端不利的地形下面，连冲数次，击溃川军牵制部队，杀至其左后方。 当面之敌没有慌乱，用谭政的话来说是“有几分顽皮”，川军集中炮火轰击这个营，并把预备队全部压上，迫使该营撤退。 1师被挡在一个山头上，无法前进。官兵们急得直说：“今天这个敌人打不溃，如何是好呢！” 许多人主张以少数兵力牵制正面之敌，主力从侧翼绕到隘口的后面。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无法落实。经过仔细侦察，大家发现四周都像悬崖陡壁一般，根本没有捷径。 这时，通往赤水城的马路上尘土飞扬，川军的一个团赶来增援。1师被迫撤回旺隆场。 同日，一军团2师在距赤水城10公里的复兴场与川军交火，因敌援军赶到，被迫退出复兴场。 当夜，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军委报告了前进受挫的坏消息。 27日下午，军委到达土城。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就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川军模范师郭勋祺旅、潘佐旅在郭勋祺的指挥下，尾追红军，其先头部队进至土城以东地区。 对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来说，指挥两旅追兵的敌将郭勋祺也是一位旧交。 25年，郭勋祺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相识,受其影响，思想逐渐倾向进步。26年9月，杨闇公召集郭勋祺等川军师、旅长或其代表12人开会，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发动顺泸起义。 27年3月30日，郭勋祺亲自给杨闇公报信：刘湘阴谋破坏将于次日召开的群众大会。31日，杨闇公坚持开会，郭勋祺也来到会场。临开会前，潘文华派传令兵给郭勋祺送来写有“事急速归”的纸条，郭勋祺把纸条递给杨闇公看，走时还留下两名弁兵保护杨闇公。随后，“三·三一惨案”爆发，与会群众死伤千余人。 不久，郭勋祺得知杨闇公要去武汉，便通过杨闇公的妹妹劝告他，千万不可外出活动。杨闇公又一次没有重视郭勋祺的话，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刘湘不是不了解郭勋祺与共产党人的私交，他认为：郭对自己很忠实；同时，郭同情共产党，让他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能相机行事，可以放心。 郭勋祺费力地在忠心与友情之间寻找平衡点。 1月20日，郭勋祺率部到达贵州温水，开始尾随红军。他没有想到，红军已经选中他作为打击对象。 军委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一、九军团各一部阻击从赤水、习水南下的川军，以三、五军团围歼郭勋祺部，保障部队顺利渡江。 中央政治局在土城召开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进行作战动员，说明川军只有3个团，战斗力不强，兵力对比我占优势，因此，要争取打一个歼灭战。 九军团接到军委令其返回土城参战的命令后，立即撤出习水县城南返。路上，部队必须翻越一道险峰。 林伟少将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山高达30多里，中间须翻越许多隘路、栈道，山路崎岖不平，难于行走，又天很黑暗，没有月亮也无星光，还下着小雨，山上皆树林荆棘，部队一个跟着一个，以白毛巾为记号一米一米前行，又不能说话，在风雨交加、窄小的山路泥泞，一不小心就要翻到深山中，大军难行，天又寒冷得令人发抖，这个晚上的行军损失严重，许多马匹都翻入深山，又大都悬崖陡壁几十丈深渊，只要被滑下去就无望生还，结果无线电电瓶、医药箱子、银元布匹，军用锅等较笨重的东西掉进去不少。有些同志因看不见被滑到在深沟里弄得满脸鲜血。大风呼啸，雨水被扑到人们的脸上，寒冷刺骨。” 28日上午，九军团进至距赤水城数十里的胡芦垴。 28日晨5时，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的郭勋祺部发起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意识到敌手的不寻常。 原来郭部不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万余人。 红军战士每人只有20发子弹，而郭部的武器装备比红军好很多，其一个连至少装备6－9挺用进口高级合金钢制造的轻机关枪，每个排分别有使用重庆兵工厂造汤姆式冲锋枪班和使用36迫击炮的小炮班，以及由优等射手组成的狙击班。 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认为：“长征时不仅是基本准备工作没有做，而且对敌人的估计也是十分错误的。当时领导上为什么敢于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因为误认西南（广西、贵州、湖南）的敌人装备差，而没有估计到西南敌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作战时，由于遭受到严重的失败，把当面敌人的战斗力夸大了，害怕蒋介石，却轻视西南的部队。这种估计完全是错误的。长征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部队倒还好打，红军和他们是老对手，只要被我一包围，他们就集合缴枪；而西南的部队却不好打，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我们。” 红军的渔网网住了一条超乎想像的大鱼，大鱼拼命挣揣，挣破渔网。郭部步步进逼，与13师39团在刀壁山展开拉锯战。在第3次反冲击中，39团7连连长黎宏军牺牲。2个小时后，新任连长刘伟耀负伤，指导员廖鼎祥（少将）向团参谋长吴克华求援：“再给我派个连长来！” “我手头没有连长储备了，你自己当吧。” “我不是那个料。” 吴克华无奈之下，重新启用了原警卫连连长吴文，他是因喝醉酒做错事而被降职使用，到重机枪连任副连长的。 吴克华提醒廖鼎祥：“你得保证他不再喝醉酒。” 廖鼎祥干脆地回答：“现在连水都没得喝，去哪弄酒！” 吴克华往来穿梭于1、3营阵地，靠前指挥。当1营林营长负伤时，吴克华背起他就走。林营长用力摇晃吴克华的肩膀，坚决地表示：“不要背我，去指挥部队。” 吴克华放下林营长，去找人照顾他，没走出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吴克华回身一看，林营长已开枪自尽。 惨烈的景象，深深映入吴克华的脑海。 “文革”期间，身陷囹圄的吴克华重新阅读了毛泽东写于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终于找到土城战役失败的原因。 吴克华在该文《战略退却》一节中的如下文字旁，做了着重号和波纹线： 依我们过去的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两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土城战场，险象环生。 郭勋祺部突破五军团的防线，其第8团一度冲到土城镇东面的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 毛泽东发现出现误判后，马上派人通知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 朱德见形势紧迫，决心亲上火线指挥。 毛泽东连抽几支烟，考虑再三，没有同意。 朱德把帽子一脱，果断地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说服了毛泽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为朱德举行正式的欢送仪式。军委纵队的200余人手拿用小竹棍作旗杆的三角彩旗，在土城街道的两旁列队为朱德送行。毛泽东迎着朱德走去，边走边举彩旗带领大家高呼：“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消灭川军北上抗日”、“打倒蒋介石”、“打胜仗创造苏区”等口号。 两位姓氏已经联在一起的革命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并很有力的摇动。 毛泽东说：“请多加保重。” “请放心。您也要注意保重！”朱德说完，猛然将手抽回，转身走向前线。 朱德巡视前线各部，他来到三军团4师，4师师长张宗逊（上将）已住进卫生所，政委黄克诚（大将）也患病躺在担架上指挥。朱德看到该师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恼火，对黄克诚大发脾气。他亲自给4师动员，并命人抬来平时舍不得用的两门山炮助阵。 4师10团政委杨勇率部冲锋，激战3小时后，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右腮，从嘴唇钻出，打掉6颗牙齿。从此，杨勇说话连漏风带口音，经常令别人听不大懂。 杨勇血流满面，仍不下火线。说不出来话，就用笔写命令，直至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朱德来到13师38团1营阵地，叮嘱营长鲁瑞林（少将）要顶住敌人。 鲁瑞林率部血战一天，自己3处负伤，全营伤亡1/3，最终完成阻击任务，受到军委通电嘉奖。 朱德曾趴在一道田埂上用望远镜观察，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飞来。在附近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少将）急忙跑来掩护。还没赶到，王耀南就觉得脚下一震，炮弹斜插在距朱德三四米远的稻田泥巴里。 炮弹没有爆炸。 王耀南惊出一身冷汗。 朱德镇定自若，一字一句地、缓慢地对他说：“王耀南同志，你怕我炸着！” 王耀南边擦头上的汗珠，边说：“总司令，够险的！” 朱德反而安慰他：“怕啥子，炸不着我的！” 军委纵队干部团随朱德杀上最前线。 干部团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上将）任政委，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该团是储存干部的队伍，绝大多数人员是连排干部，上干队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团里的武器装备较好，特科营（4营）就配备6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和相当数量的轻机枪。 决斗疆场，红军亮出防身的利剑。 陈赓命特科营重机枪掩护，全团学员挺枪冲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到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最后被敌炮火挡住，“这是在保卫中央苏区时在北线与蒋匪主力决战时才有这样猛烈的炮火。” 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干部团稳住战局，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下午14时许，一军团2师急行军90里，从复兴场地区赶回土城。朱德对2师做了10分钟的战斗动员，他激励部下：“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带你们一同打仗了，今天看看你们还行不行？” 朱德亲率2师5团冲锋，朱德指向哪个山头，5团就拿下哪个山头，5团连续夺取郭部占据的四、五个山岭，俘获人枪各数百。 现在，该郭勋祺难受了，所部退守平川地带。日后，他承认：“当时态势很危险，不是在前线督战，几乎跨下来”。“如果川军被打垮，红军一定向泸州渡江，就不会后来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 郭部的援军到了。模范师廖泽旅出现在战场，使川军总兵力达到9个团至少1.5万人，已多于三、五军团的总兵力。 红军与川军处于拉锯状态，部队伤亡很大，2师5团政委赵云龙牺牲。 夜晚来临，红军阵地周围的山头上，闪烁着川军的探照灯、信号弹，夜空被照亮。川军电台的马达轰响，电波传递着充满杀意的讯息。 川军从四面涌来。范子英旅8个营从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堵截，赤水的陈万仞师2个旅及徐国暄支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 周恩来、王稼祥急命军委二局架线侦听，曹祥仁、邹毕兆当即破译敌军密电，发现合围还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 当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从赤水北上渡江的计划，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 毛泽东当场分配任务：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次日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朱德站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全神贯注的朱德不知道，2师4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和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少将）为了掩护他，率部在附近的山坡上抵挡着“着魔似的”敌军。 整整过了一个小时，朱德才收起地图、望远镜，离开河边，不慌不忙地回到己方阵地后面。 黄开湘、朱水秋告诉他：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朱德亲切地笑着，轻松地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 总卫生部休养连也遇险，川军反复冲击该连所在的山头。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中将）指挥警卫连的2个排，打退5次进攻。休养连的女指导员李坚贞握着手枪，指挥警卫员护扶着首长下山转移。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奉命前来寻找修养连，他拔出驳壳枪，和毛泽东的另一名警卫员黄亚堂搀扶贺子珍，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搀扶邓颖超，其他警卫员保护着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中共元老。 他们走到距通往土城大路左侧的大深沟不到半里时，被路右侧山包上的敌人发现，遭到火力拦截。他们奋力前行，在距大深沟不到100米处，被更加密集的火力阻挡，寸步难行。 敌军扑来。 紧急时刻，干部团的一个营顺着大路从土城方向赶来，以火力压制住敌人。休养连趁势进入大深沟，安全归队。 穿过弹雨归来的吴吉清等几名警卫员，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面前，经贺子珍、邓颖超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 中央红军前有赤水阻挡，后有追兵迫近，处境险恶。 赤水宽约二三百米，水流湍急，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渡数万人的浮桥，并非易事。在军委总部作战科值班参谋吕黎平（少将）的记忆中，“这是一个使人焦灼、忧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 周恩来彻夜未眠，他命各工兵连急赴上下游收集船只，向土城百姓购买架桥器材，并亲自选定架桥点。周恩来3次带吕黎平到架桥现场督促指导，又3次派吕黎平到现场检查进展情况。 天还未亮，浮桥出现在河上。 29日凌晨，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史称：一渡赤水。 川军追至河边，只见浮桥已被炸毁，河上飘满碎木破板。 红军转移前，对无法带走的重伤员进行了安置。1师3团特派员袁纪录不愿留下而落入敌手，他抱住负责安置伤员的肖锋的腿，痛苦地说：“肖主任，你干脆把我打死吧！” 肖锋无能为力，只能挥泪而别。 另一名伤员、五军团的连指导员林秉材被郭旅手枪营抓到，郭勋祺命军医及时予以治疗，并留用他为旅部上尉服务员。 48年7月，解放军攻克湖北襄阳，时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的郭勋祺被俘。9月的一天，刘伯承、陈毅前来看望这位老朋友。 郭勋祺双手紧握刘伯承的手，深感内疚地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刘伯承把手一挥，笑着说：“你呀！明打不算，不要介意。”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遭受很大伤亡。 据国民党军电报反映,红军“阵毙达二千”，伤俘“官兵三四千人”，被俘红军“稍立辄倒地，每枪仅弹数枚”。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评论此战： ……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刘湘调集重兵，自重庆至泸州之间封锁长江，全力堵截。红军右纵队未能攻取叙永，后卫部队连续遇袭，左纵队在天堂坝与川军的2个团交火。 “强龙”遭遇“地头蛇”，无法过江。 2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云南镇雄（后改到扎西，即今威信）集中。 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扎西镇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总结土城一战时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受挫土城，使毛泽东受到一些非议。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军队靠纪律化，每个单位都去责备，不能解决问题。总的估计是：胜败兵家常事，尤其是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否则官兵都不满。我就打过好几次败仗，如水口战役……所谓败仗，就是说没有解决战斗。” 身经百战的毛泽东认为：“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 旺盛的斗志没有因受挫而消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史称：二渡赤水。 25日至28日，红军势如破竹，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8日，毛泽东登上天险娄山关，举目远眺，感慨万千。 铁与血，铸造名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风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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