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领土问题百年纠纷：从争论到发展到武装冲突(1)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双方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沙皇掠走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

    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线基本确定下来。

    苏俄两次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但都落空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这一次对待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以后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

    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废弃旧约，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年、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这实际上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中俄界约未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

    民国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但苏联政府却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七百多个中国岛屿划去六百多个，面积达一千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二战结束，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赫鲁晓夫利用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挑起事端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援助。但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上发生了根本分歧，造成中苏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应。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恶化，齐米亚宁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

    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无理指责。周恩来反驳：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六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是年12月，赫鲁晓夫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

    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毛泽东“放空炮”反击，苏联开始增兵边界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要求苏联肯定沙皇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苏联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开始改变“一边倒”外交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1968年1月，苏军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对中越边境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

    虽然由于美方推迟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传达给了中国。